中国已进入多元化时代，连高官都发出了多元的声音。这不，继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他的蛋糕理论，主张执政者应把蛋糕的分配当做工作重心之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提出了自己的蛋糕理论。而且他的理论与薄熙来大不一样，主张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做大蛋糕放在首位。
薄与汪都是高官，政治局委员，他们在公开场合敢提出不同主张，这是一件大好事儿。受这种氛围的鼓励，我也来谈谈蛋糕理论，而且想说说他们理论的不足。
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我同意汪洋书记的看法，应把做蛋糕的问题放在首位。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做蛋糕的问题，不仅仅是个如何做大的问题，效率问题，发展经济的问题，它同时还是个公平正义的问题。由这点出发，我进一步认为，在蛋糕理论上，做蛋糕这件事儿，永远是第一位的。
为何做蛋糕而不是分蛋糕最重要?因为做蛋糕这件事儿，涵盖了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把蛋糕做好做大，即蛋糕资源的技术配置问题;二是谁来做蛋糕，谁有权做蛋糕，即蛋糕资源的权利配置问题。这两方面的问题，性质不同，又互相影响和牵制，这都是经济学的常识，我就不多说了。
汪洋书记说做蛋糕最重要，主要说的是第一个方面，而我也说如何做蛋糕很重要，着眼的却是第二件事儿。第二件事儿的核心问题，就是蛋糕资源的取得、控制和拥有该如何设置游戏规则的问题。对蛋糕资源的控制，按什么原则控制，是按照强权逻辑控制，还是遵循公平原则，以平等竞争为导向控制，即决定着一个社会之经济的真实(而不是数字游戏)效率，更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公平与否。中国的金融、土地、通讯、能源(、石油、电力)等高回报的蛋糕资源，要么被权力集团垄断着，要么被特权阶层独占着，仅此一条，中国的经济就既不可能有真正的高效益(看看中国的500强吧)，也不可能走向公平正义。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也不大认同薄熙来书记的蛋糕理论。薄书记是个非常睿智的人，他能准确把握当今中国底层社会的脉动，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渴望什么。他因此而突出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也可以说切中了民意。问题在于，薄书记的蛋糕理论，盯住的只是蛋糕的分配，而没有提到更为重要的如何对蛋糕资源进行分配的问题，因此一进入实践领域，能解决多少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问题，就不容乐观了。这种蛋糕理论，能慰藉“广大人民群众”，在心理上给他们以希望，但实际效果如何，我不大看好。
中国当下的要命的问题很多，突出的问题，除大面积腐败外，就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愈演愈烈。这种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的?主要原因是蛋糕资源控制的特权化，资本收益的高度不均衡，而不是所谓的“收入(也就是蛋糕本身)分配不公”，更与工资性收入差别的关系不大。这方面的因素肯定有，但绝不是主要的。即使是收入分配造成的差别，也往往与资源控制的不公，特权者通吃有关。中石化(油)、中国电力、中移动等垄断企业的平均工资远高于非垄断企业，更高于非垄断的民营企业，为什么?因为他们独占了最优质的蛋糕资源。就是他们内部，高管的收入动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办公室的几盏吊灯也要耗费数十上百万，而这些企业底层的员工，月工资也就不过几千元，最少的只有一千多元，为什么?因为在这些垄断行业，高管才是真正的特权者，蛋糕资源的直接控制人。不解决特权问题，垄断和独占问题，权力通吃问题，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解决不了。
这是异端邪说吗?不是。汪洋和薄熙来都是共产党员，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是怎么说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就是资本决定收入，生产决定分配。按照这一理论，政府在考虑公平原则时，就该首先把目光放在蛋糕资源的公平分配上。在蛋糕资源已被特权独占和挟持的情况下，蛋糕已做成了，再来搞蛋糕的公平分配，实在难以想象。
回到现实，现在重庆在正探索一条独特的，既有效率、又能兼顾公平的经济发展之路。这种“重庆模式”的一大特点，就是由政府主导，吸纳海外世界级的企业来重庆落户，政府与这些世界级的郭台铭们合作，在壮大重庆经济的同时，也壮大政府的财政实力，并以政府强大的财政实力为依托，以二次分配为主导，缩小重庆的贫富差距。
可问题是，掌握了蛋糕资源的郭台铭们愿意吗?郭台铭愿意拿出他的利润(收入)来分给大家吗?肯定不愿意。如果他愿意，他就不是资本家了。如果政府强制他这样做，他就会拍屁股走人。政府也是如此，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体，一定是政府也来充当资本家的经济体，在中国，尤其如此。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不会因为出身不同，颜色不同而改变资本的性质。政府成了资本家，参与经营性投资，还把资源垄断了起来，它也会满怀激情地追逐利润，追逐自身实力的壮大，而蛋糕的分配问题充其量只会摆在第二位。另一方面，政府成了投资商，就面临着一个如何支配手中的银子问题。在满脑子壮大财政实力的的思维下，它还能拿出多少银子，又愿意拿出多少银子来改善民生，提高百姓的福利水平，实在值得怀疑。
这让我想起了欧洲那些福利国家。欧洲的福利国家，就是通过政府的二次分配，来缩小贫富悬殊，推行公平公正原则的。但欧洲福利国家恰恰与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一，它们的蛋糕资源分配，遵循的是自由、平等的市场竞争原则。如果它们也像我们一样，形成了尾大不掉的特权阶层，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又绑架了政府，甚至与政府合谋捞钱，这样的政府，还能真正把民众的福利放在首位吗?第二，这些国家的政府基本退出了盈利性经济领域，至少不是市场投资的主力，它们自己不做资本家，只向资本家收税，这才既有意愿又有能力帮助社会弱势，把民众的社会福利落到实处，而不是天天喊口号许愿。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政府，无一不是民选政府。欧洲有强大的社会主义人文传统，民众倾向于用社会福利来实现公平原则，选民有这种强势要求，政府岂敢不搞福利社会?当然，民选政府也不一定就会推行高福利政策。像美国，那里流行的是个人奋斗，民众依赖政府吃福利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所以，美国的福利水平也就低于欧洲。但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一定是鲜有特权垄断的社会，首先在蛋糕资源的获取、占有和控制上，就有一套相对自由、公平和透明的制度。
蛋糕资源分配的公平与否，跟经济的姓私姓公没什么关系。私有制也可能造成社会不公，两极分化。私有企业，哪怕它是靠管理和创新壮大的，只要它成了垄断独占者，就可侵害弱势群。所以，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管理经济的重点，就是打击和遏制垄断。所谓的公有经济也是如此。公有经济的“公”字，只是一个概念，一块牌子，它最终是由具体的张山李四王麻子控制的。这些人成了实际的资源垄断者，照样会作出凭垄断权侵害他人的事儿来;这些人成了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垄断势力，还要打着公有制的招牌，危害更大，吃人不吐骨头的狼性也更厉害。中石油，中移动和电信的某些表现就是如此。要解决两极分化问题，最终还得解决起点公平问题。而要做到这点，就应该落实胡锦涛、习近平的讲话精神，真正实现“权为民所赋”，舍此没有其他路可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