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是量的变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主要是质的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首先是如何认识和界定发展阶段的问题。现在，对发展阶段主要是从现象上，也就是从收入数量上来划分，没有在本质上厘清各收入阶段经济特征，因此，难以把握中等收入阶段各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往往是从传统农业生产进入工业生产阶段，丽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是从工业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变化。表面上，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差别，要大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差别，因为，前者是农业向工业转变，生产内容发生很大变化，后者只是工业生产本身的阶段变化。不过，从劳动本质上看，后者的差别要大于前者。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仍是劳动量的变化，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则具有劳动质的跨越。把握这一本质关系是解释中等收人阶段许多问题的基本理论方法。
为什么对劳动质的认识特别重要呢？因为，劳动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劳动质和量的变化，必然引起经济现象的变化。我们知道，劳动决定了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如果把人类劳动再进一步分为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可以进一步发现，创造性劳动是人脱离动物的根本力量。从一定意义上看，人的进化，人脱离动物的过程，也就是创造性劳动增多，重复性劳动减少的过程。从本质上说，重复性劳动没有摆脱动物活动的痕迹，是劳动的低级形态，只有创造性劳动才体现出人类的本质特征，是劳动的高级形态。因此，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的比重和质量变化，是决定经济、社会活动变化的主要力量。
运用创造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理论，可以发现，‘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虽然生产内容和形式发生很大变化，但生产本质变化不大。因为，不仅传统农业是以重复性劳动为主，而且刚开始的工业生产也主要是引进和复制别人的创造发明为主，没有多少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成果，它们在重复性劳动这点上是相同的。而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必须建立在普遍的自主创新基础上，没有哪一个工业国家是靠重复性劳动而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因此，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是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跨越，在发展阶段上具有本质变化。
重复性劳动在工业规模增长上，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发达国家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向外输出资本和技术，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对资本、技术、人力和市场进行新的整合，利用自己低劳动成本优势，获得快速发展机会。但这不是完全建立在创造性劳动基础上的发展，只是重复发达国家已有生产方式，使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复杂活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状况，不仅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而且每座工厂的规模也在扩大，出现增长“奇迹”。
一些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不了解自身所处发展阶段的本质特征，认为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只是工业化的量变过程，不存在质的差异，看不到“奇迹”背后隐藏着深层问题，盲目乐观，以为可以像复制生产一样，只要全面复制高收入国家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政策、做法，就可顺利进入高收入阶段，但结果却事与愿违。
二、为什么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本积累和高收入阶段的智力积累，在市场政策上有很大不同
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存在密切联系，有些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可以相互适用，有些则不行。例如，高收入国家提出扩大国内需求，实行高消费政策，中等收入国家则不能完全照搬。为什么呢？这是由劳动本质差别引起不同积累方式差别而决定的。
社会经济发展依赖于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又依赖于经济积累，不同积累方式决定经济运行的不同方式。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直接劳动积累；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中等收入阶段，主要依靠资本积累；而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特征的高收入阶段，则主要依靠智力积累。由于积累方式不同，会产生一系列不同经济现象，进而形成不同经济政策。为了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回顾西方工业国，从资本积累到智力积累的一些重要变化。
在工业社会发展初期，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还不发展，重复性劳动还普遍存在，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进步所依靠的经济积累，只能采取资本积累的方式。马克思曾对当时社会生产做过深入和科学的研究。他认为，这一阶段生产的积极和消极方面，都是由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产生的。由于工人的收入大大低于所创造的价值，从而使生产有条件进行较高的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它不仅使人类创造性劳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得到快速扩展，而且也为创造性劳动进一步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是，资本积累在推动生产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隐藏了一对矛盾，一方面工人的收入低而稳定，另一方面在积累的驱动下，生产呈现出无限扩大的趋势，从而导致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出现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通过扩大世界市场缓解矛盾。经过上百年武力开拓，当世界市场被主要西方列强瓜分完毕后，市场扩大的运动一停止，矛盾就开始加剧，生产过剩的危机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1929一1933年灾难深重的大危机，社会矛盾也日趋激化。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西方国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没有消除，程度却有所减轻，至少没有再出现1929-1933年那样的大危机。这种情况，虽与西方国家加强宏观管理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是，它反映出形成危机的某些条件发生了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创造性劳动的质和量出现大的增长，引起科技革命，导致社会分工迅速发展。一个现代化企业内的分工繁多而细致，专业化越来越强，科技人员和白领工人数量大幅增加，成为企业主体。创造性劳动、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又引起社会经济生活一系列变化：首先，劳动者状况发生变化，企业为了维持生产的竞争力和正常运转，被迫向劳动者支付更高工资，社会消费水平得到提高。例如，在一个自动化企业里，只要个别技术人员离开工作岗位，生产都会受到致命打击。因此，劳动者，特别是脑力劳动者的实力得到加强。其次，积累开始从货币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科学技术的贡献率越来越大。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不仅没有因消费比重增大而消弱，反而因创造发明增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取代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成为主要方式，它还得到加强。在现代社会，有价值的创新发明，往往比货币资本更重要，更难得。再次，智力积累使生产与消费趋向平衡。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成为智力积累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像资本积累时代主要是扩大产品数量。例如，在手机市场基本饱和情况下，智力积累主要通过对产品升级换代来保有市场，而不是主要扩大产品数量。由于智力积累对生产数量影响减少，市场趋于稳定，积累真正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部分。最后，创造性劳动造就了更多新产品，并不断更新市场。所有这些新情况，都是引起危机减弱的重要原因。
显然，中等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依靠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通过扩大出口解决生产过剩问题。高收入阶段是工业发展的中后期阶段，由于创造性劳动的发展，使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刺激和扩大消费，成为这一阶段的可行政策。正是由于积累方式的变化，引起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一系列变化，中等收入国家若直接照搬高收入国家做法，就很容易掉进陷阱之中。
拉美一些国家自认为人口多，“市场大”，把本来发展还好的出口外向型经济，转为立足国内市场的内向型经济，产生很多问题。人口多，消费总量大，这是客观事实，但是，需要就业的人口，从事生产的人口也多。因此，从人均消费与人均生产相比看，国内市场仍很狭小，不扩大出口，就难以完成扩大再生产。这些国家在创造性劳动还不发展情况下，进行战略调整，取消了许多鼓励出口的政策，打击了出口企业，加上出口企业产业链条长，直接和间接相关企业多，在连锁反应下，整个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出现长期停滞，甚至有的国家长达十几年负增长，教训尤为深刻。
在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有收入和社会保障落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但也非常容易出现收入和社会保障支出超越经济能力，阻碍经济发展，最终影响社会发展的情况。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这一段经济都假设为重复性劳动，都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在这个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工业，工业生产呈现外延扩张特征，企业数量和规模迅速增长。由此，产生一些经济现象：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快，很多国家都一度出现两位数增长；二是国家税收增长快，有的甚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三是企业的利润增长快，企业绝对支配的收入明显增加。在这三个增长较快现象下，容易得出一个判断，就是劳动者个人收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也该相应有很大增长。
其实，国内生产总值、税收和企业利润增加是因经济的外延规模扩大引起的，不是由创造性劳动发展、经济内在质量提高产生的，因此，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企业人均利润也没有提高。只是由于劳动力从农业转到工业，工业人口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而使税收、利润总量增加，但是，工业人口平均可使用的税收和利润并没有增加。这时，要提高收入、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势必加重企业和社会负担。
当然，在重复性劳动发展和经济外延扩张中，社会福利总支出也会增加。这是由于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后，其收入、福利和社会保障，也要相应提高到当时工业人口的水平，从而使社会保障的人口数量加大，引起社会福利总支出增加。所有这些，都不是工业人均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若要提高其水平，只有在发展创造性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基础上才能实现。但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这种关系，往往被模糊，产生一些假象。例如，在外延扩张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由于就业增加，社会总的工资性收入可能增加10%，但要求人均工资也增加10%，是不可能的。可惜在实践中，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在经济主要还以重复性劳动、外延扩张为特征的情况下，过早、过快提高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加重了负担。特别是，由于外延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膨胀，终会受到劳动力、土地、市场等条件限制，当增速下降时，社会福利的刚性支出使问题更加突出。拉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危机，都与过多增加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有关。
在中等收入阶段，增量的税收和利润，应该主要引导到发展创造性劳动，发展科学技术上。其中，国家税收应主要用于教育和重点科研，提高民族素质和国家创新能力；企业利润应主要用于核心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只有在创造性劳动快速发展下，社会分工才能发展，劳动者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发展，人的经济地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各种社会问题才能得到从容解决。
在中等收入阶段，虽然摆脱传统农业社会封闭、落后状态，开始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但是，企业重复性的外延迅速扩张，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平衡，形成新的利益结构，特别是收入差距扩大，容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几乎所有工业国都曾经历过这一时期。
首先，以重复性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积累，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中等收入阶段，生产特征表现为重复性劳动、企业外延扩张和资本积累。在这些特征作用下，一方面企业人均利润水平没有提高，工人收入处在较低水平，若提高其收人，则增加成本，降低积累能力；另一方面外延扩大再生产又使企业利润和税收增加，为一部分人增加收入提供可能。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而到高收入阶段，由于社会生产特征发生很大变化，创造性劳动推动社会分工迅速发展，劳动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在与资方博弈中逐步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争取更多收入，同时，资方虽支付更多工资，却不影响企业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社会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因此，收入问题具有内在规律。
其次，生产外延扩张，加速城市化和人口集中化，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和规模明显提高。现代城市是工业外延扩张的结果，为了提高生产、流通效率，企业在外延扩张中的集聚效应日趋明显，许多经济职能从单一生产、流通过程中分离出来，社会化服务提高了生产管理水平，加快了工业化发展。在现代社会，城市成为各种物流、资金流、人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和市场，因此，城市化的发展不仅是工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但与此同时，城市化也必然加快人口集中化，在城市载体下，不同利益群体近距离聚集，容易使社会矛盾传导速度加快，增加不稳定因素。
最后，西方国家利用中等收入阶段问题，放大社会矛盾，误导政治进程，使经济和社会问题长期化。由于中等收入阶段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现实，社会矛盾有所发展，社会有必要干预收入分配。但是，社会干预的程度和方法，不仅取决于对分配关系的认识，还取决于政治体制。西方国家通过输出政治体制，在“民主化”旗号下扰乱处于这个阶段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例如，在过度民主化下，往往不是主要通过限制高收入，而是通过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和福利水平，达到缩小差距目的。其结果会减弱资本积累能力，降低发展速度，最终加剧就业矛盾，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中等收入阶段，政治制度的根本任务是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尽快过渡到智力积累阶段，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
西方发达国家与后起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同，他们从殖民时期开始，经济就处于优先地位，能够长期利用超额利润调和国内矛盾，但他们的政治制度形式并不完全适合后发展起来的国家。西方发达国家为确保自己优势地位，通常把政治制度与所谓人权挂钩，而将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脱节，使人们忘记经济发展是人权的根本条件，经济发展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许多中等收入国家正是掉人这一“美好”民主陷阱，导致经济停滞、社会动荡。
五、几点思考
第一，能否规避“陷阱”，外部条件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从现象上看，陷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主要是拉美、东南亚和东欧国家，它们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盟友，有的甚至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它们受到西方国家的干扰，甚至破坏，没有进入高收入行列；而另一些经济体，如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是西方国家紧密盟友，又都处于“前沿”地带，它们的发展符合西方国家利益，得到西方国家大力支持，很多技术和产品对其他国家封锁，对它们却是开放的，因而，它们更容易完成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的跨越。但是，从本质上看，掉入“陷阱”的国家都有其深刻内在原因，或是体制原因，或是重要政策失误原因，使其成为掉人“陷阱”的决定因素。墨西哥在美国后院，长期得到美国扶持，但由于内部原因始终也没有实现创造性劳动的大发展。因此，外因是重要条件，内因起决定作用．
第二，我国防止掉人“陷阱”，要内、外并举。从外部国际条件看，我们是一个大国，如果进入高收入阶段，将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影响，很多国家不愿意看到这种变化，极力围堵和限制我国发展，诱导我们掉入“陷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无所作为，要努力通过外交等手段，争取好一些的外部环境。从国内因素看，主要有两类：一是基础条件约束。我国人口多，整体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还不高，重复性劳动在相当长时间里仍是主要特征。为改变这种状况，党和国家制定了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但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明显见效。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不断制定和调整的各项方针、政策，是否符合规避“陷阱”的要求。由于这类政策头绪多，变化大，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方面工作做不好，出现偏差，也容易掉入“陷阱”之中。因此，我们要加强国内问题，特别是对各项方针、政策的综合协调研究。
第三，在考虑国内因素时，要抓主要问题。一是，要有正确理论指导，对诸如发展阶段、经济本质特征这样大的问题要有正确认识，保证大的判断不出偏差；二是，找出主要工作方面，从经济领域看，像国际贸易、投资、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消费等，都是关系能否规避“陷阱”的重要方面；三是，在制定这些重要方面政策时，要综合协调，有预防“陷阱”意识，不超越发展阶段；四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基本国情，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