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重点，也是持续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有活力、可持续增长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并在高位徘徊的过程。尽管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增效带动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带动全体社会成员收入状态大幅度改善的过程。
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以后，我国正在进入另一个部分人也要富起来，同时带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时期，也可以理解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必要提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即在已有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推动这个群体再增加4亿到5亿人，达到8亿到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
流行的界定方法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所谓“绝对标准”是指采用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国家统计局也提出了一个绝对标准，即把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并按该标准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7%左右，这就是目前我们常提到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的来源。“相对标准”则是以中位数收入为中心，通过设定上下浮动的一定比例，对中等收入群体边界的上下限进行界定。以绝对标准来测量中等收入群体，在不同发展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国家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按照这类标准，发达国家的居民可能80%甚至90%以上都是中等收入群体。所以，在国际比较当中，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标准。通常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从我国情况来看，如果将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近10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则一直维持在40%左右。
总的来看，低收入群体中农村人口占比最高，但城镇人口的绝对规模也相当庞大；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和人口基数大的华东地区；家庭成员多，劳动参与率高，家庭抚养负担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小学、初中学历为主；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者报酬偏低的传统产业；家庭收入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为主，转移性收入占比高于其他群体，财产性收入明显不足。
中等收入群体以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足，抚养负担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就业方面服务业占比相对较高；多数是工薪阶层，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
高收入群体以城镇居民为主；区域分布不均衡，半数在华东地区；家庭有明显的劳动力优势，抚养负担相对低；比中等收入群体拥有更高的学历水平和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从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例最高；除了工薪阶层外，还有相当大比例是自我经营、企业主等；收入来源以工资性和经营性为主，存在转移支出的现象。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对扩大内需、提高生产率和社会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课题组测算，203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上升至51%，规模达7.5亿人，到2031年左右有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较2018年规模倍增的目标。从现阶段我国城乡结构转型、收入增长的特征看，“进城农民工”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
下一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多方面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力争在不长时间内取得明显成效。
一是对农民工及其家属在城市落户实行负面清单制度。积极创造条件，加快缩短负面清单。对北上广深和其他特大型城市的城市核心区与非核心区域、都市圈内的中小城镇等实行差异化政策，采取不同的负面清单，适当放宽后者的落户限制。
二是建设面向农民工为主的安居房工程。以40~60平米的小户型为主，降低建造成本，把安居房价格控制在与农民工购买力相适应的水平。
三是与农村人口进城落户、提供安居房相配套，加快推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继续推进并扩展义务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随人员流动可携带的政策，打通农村社保、医保和城镇社保、医保的衔接。实行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四是提供就业基本公共服务，鼓励吸收农民工就业。对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进城农民工”，持居住证可在常住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享受就业基本公共服务。
五是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增加农民工的财产性收入。
六是促进机会公平。进一步打破不当行政性管制，疏通社会流动渠道，防止社会阶层固化。
七是各级政府要制定规划、完善政策，定期督查，确保落实。对农民工落户、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就业和职业培训等，要纳入十四五规划和年度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