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2010年、2013年的数据，分析的结果根据当年的权重指数进行了加权。调查中询问的主要是受访者及其家庭在调查前一年的情况，因此实际反映的是我国2004年、2009年和2012年的社会情况。
阅读提要
●在历年的数据中，中产阶层集中在城市的比例都超过80%。城市地区已接近“橄榄型”，农村则仍然是“倒丁字型”。从2004年到2012年，虽然农村广义中产阶层的比例增加了0.38个百分点，但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增速(4.63个百分点)。
●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在东部地区，区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历年的数据中，中产阶层集中在东部的比例都超过了50%。2012年，东部人口占收入中产到了65.77%，在职业中产中占比为55.33%。东部地区已接近“橄榄型”，中西部地区则仍呈“倒丁字型”。2012年东部地区收入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33.37%，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则分别仅占7.96%和11.31%。
●第三产业是中产阶层的主要就业领域。2012年，64.69%的收入中产是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职业中产相应的比例更高，达到75.81%。第二、三产业内中产阶层已占较大比例，第一产业则存在精英流失的问题。我国第二、三产业内中产阶层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2012年分别达到50.44%和63.94%，接近“橄榄型”的结构。
“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学界乃至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中央文件使用的是“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已有研究认为，要建设橄榄型社会，壮大中产阶层是重中之重，有助于我国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中产阶层”的界定历来是一个难题，有多种理论与分析方法，参照的标准有收入、财富、职业、生活方式，等等。中产阶层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界定中国的中产阶层需要多元指标，而不仅仅是收入或财富。
从建设橄榄型社会的角度出发，对中产阶层的研究本质上是对社会结构的研究。除了收入和财富水平，一个健康的社会结构还应该有更全面的发展指标。仅仅以收入作为指标不够稳定，因为收入可能受到调查难度、经济周期、地域消费水平差异等许多因素的干扰。学术研究和国际经验普遍证明，壮大中产阶层需要提升职业地位与教育水平。在现代社会，职业地位是人们首要的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往往更准确、更全面地表征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因此，我们将职业和收入作为主干指标、教育作为附加指标，以避免仅使用收入作为单一指标的不稳定性。
数据表明，2012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46.02%。但是，通过对实际生活水平的分析可以得知，如此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中仅有一部分人达到了“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将“中等收入群体”分为两部分，达到了中产阶层生活水平的群体，称为“收入中产”;另一部分没有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但又明显高于低收入阶层的群体，称为“收入中下层”。具体的划分标准是：将收入为基准线到基准线3倍以下的群体定义为“收入中产”，将收入为基准线50%到基准线以下的群体定义为“收入中下层”，将收入为基准线3倍及以上的群体定义为“收入高层”。这是从操作定义上区分的“中等收入群体”与“收入中产阶层”。
如果仅以收入作为指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已经相当高。虽然“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很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没有达到中产阶层的生活水平。根据前面提出的操作定义进行计算，2012年真正的“收入中产阶层”仅占18.89%，其余的27.13%属于“收入中下层”。虽然两者都可以称作“中等收入群体”，但“收入中下层”与“收入中产”还有距离，由此我们也更容易理解“中等收入群体”与“中产阶层”的区别。
上述收入分层采用的是相对收入的方法，实际测量的是收入分配的情况，即收入结构中有多大比例的人群居于中间部分。这比绝对的收入或财富标准更能准确地反映社会结构。用绝对的财富标准来分析中国社会，相关研究认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口规模和总财富都跃居世界榜首。但是从财富分配的结构可以看出，中国底层人群的比例非常大，中国还远不是橄榄型社会，而国际上的发达经济体则明显更加接近理想的财富分配结构。
从职业的角度定义中产阶层，我们采用国际常用的测量社会地位的方法，即“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简称ISEI)，将分值为40分及以下的职业划为“职业低层”(典型职业为“农民”)，41分至66分的作为“职业中产”(典型职业为“办公室职员”)，67分及以上的作为“职业高层”(典型职业为“医生”)。从职业角度来看，我国职业中产阶层的比例明显低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因此，壮大中产阶层需要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调整，拓宽劳动者的职业地位晋升渠道。
从教育的角度区分中产阶层，情况比较复杂。一般认为，中产阶层需要具有大专及以上的教育水平，但是反过来，认为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一定属于中产阶层显然是不对的。因此，我们将教育作为判断是否属于中产阶层的一种附加指标或参照标准，以是否获得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为准。
我国中产阶层分布的三大结构性问题
通过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我国中产阶层的分布存在三大结构性问题，即城乡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和产业结构问题。
1.中产阶层的城乡分布：主要集中在城市且城乡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首先，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在历年的数据中，中产阶层集中在城市的比例都超过80%。不同定义方法下都呈现了相似的结果。2012年，城市人口占收入中产的比例为87.75%，在职业中产中的比例为91.18%。城乡差距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不断扩大，城市人口在收入中产、职业中产中所占的比例分别增加了3.56和2.39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在城市，城乡差距越来越大。
中产阶层向城市集中是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这给我们两点启示：第一，推动城镇化，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提升生产效率，有利于促进中产阶层的壮大;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要真正实现社会健康发展，建设橄榄型社会，需要全社会的均衡发展，我国要真正壮大中产阶层，难度最大的是农村地区，应该着力促进农村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实现城乡均衡发展。
其次，城市地区已接近“橄榄型”，农村则仍然是“倒丁字型”。从城乡内部的分布来看，在城市地区中产阶层已占相当比例，接近橄榄型社会结构，农村则始终是“倒丁字型”，底层比例较大。我国城市地区“广义中产阶层”的比例在2004年就已经达到48.91%，表明在职业或收入上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人口达到了中产阶层的水平。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这一比例在2009年有所下降，但随后迅速恢复，在2012年达到53.54%。这些都表明，在我国城市内部中产阶层已经占相当高的比例。
然而，农村地区中产阶层的发展却遇到了较大困难。从2004年到2012年，虽然农村广义中产阶层的比例增加了0.38个百分点，但明显滞后于城市的增速(4.63个百分点)。农村的底层比例始终非常巨大，中上阶层群体非常弱小，城乡社会中产阶层分布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调查期间，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所占的比例增加了1.45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21.20%;农村收入中产增加了0.55个百分点，2012年达到6.06%。这显然与近年来国家的惠农政策、“三农”收入的增加密不可分，但这一增速仍是较慢的。值得注意的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迹象。与2004年相比，2012年城市地区收入上层和收入低层的比例都有所上升，表明城市内部收入分配有两极化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在下降，但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值得研究者注意。
2.中产阶层的区域分布：进一步向东部集中，中西部占比不断下降。
首先，中产阶层越来越集中在东部地区，区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历年的数据中，中产阶层集中在东部的比例都超过了50%。2012年，东部人口占收入中产到了65.77%，在职业中产中占比为55.33%。并且这种差距在2004年到2012年期间一直在拉大，东部地区相应的比例分别增加了15.49和14.12个百分点，而中西部的占比则不断下降。这表明我国区域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其次，东部地区已接近“橄榄型”，中西部地区则仍呈“倒丁字型”。东部地区中产阶层增速明显，2012年广义中产阶层的比例为53.87%，已经接近橄榄型社会;而其他地区则仍然有较大比例的底层群体，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甚至出现了中产阶层所占比例下降的趋势，与2004年相比，2012年分别下降了6.14和3.19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不同地区中产阶层分布的差距越来越大，中西部地区的中产阶层不仅没有增加，反倒是流失了相当比例的优秀人才。
调查发现，2012年东部地区收入中产阶层的比例达到33.37%，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则分别仅占7.96%和11.31%，并且在2004 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分别下降了5.17和2.53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收入低层所占的比例均超过60%，并且在2004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不降反升。这表明，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居民的收入结构差距越来越大，增加中西部地区民众的收入仍然是重点工作。
此外，在职业中产维度，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下降，而同期东部地区则增速明显，2012年东部地区职业中产的比例已经超过30%。特别是在职业中上层、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方面，中西部地区在2004年实际上与东部地区并没有太大差异，如2004年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为8.90%、7.40%和6.98%。但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东部地区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则停滞不前或增速缓慢，流失了大量现代化素质比较高的人才。例如在教育方面，2012年东部地区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达到25.79%，而中西部地区则仅为9%左右。
3.中产阶层的产业分布：有超过60%的成员在第三产业就业。
首先，第三产业是中产阶层的主要就业领域。研究发现，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主要就业行业，各个维度定义下的中产阶层都有超过60%的成员在第三产业就业。2012年，64.69%的收入中产是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职业中产相应的比例更高，达到75.81%。可以看到，新增的高收入、高职业地位的人群主要流向了第三产业。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第三产业发展，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将是壮大中产阶层的重点策略之一。
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是中产阶层占比较大、增速较快的行业。数据表明，收入中产占比较大的行业是制造业(18.14%)、批发和零售业(14.13%)、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8.69%)。增速较快的是批发和零售业(3.76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3.64个百分点)、建筑业(2.71个百分点)。职业中产占比较大的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20.77%)、制造业(17.30%)、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13.54%)。增速较快的行业是住宿和餐饮业(3.18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70个百分点)、卫生和社会工作(2.22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仍然是壮大中产阶层应继续扶持的基础产业。国际经验也表明，先进的制造业是发展壮大稳定的中产阶层、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战略途径。
其次，第二、三产业内中产阶层已占较大比例，第一产业则存在精英流失的问题。我国第二、三产业内中产阶层已经占相当大的比例，2012年分别达到50.44%和63.94%，接近“橄榄型”的结构。与此同时，第二、三产业内中产阶层增速明显，2004年至2012年分别增长了12.04和8.90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是中产阶层壮大的主要动力，并且内部的结构在不断改善。但是，第一产业中则有非常高比例的底层群体，2012年中产阶层的比例仅为3.19%，在2004年至2012年调查期间甚至还下降了0.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一产业内中产阶层的壮大遇到了非常大的障碍。
近年来，第一产业内收入中产的比例有一定增加，这固然可喜，但职业中产的比例却下降了0.25个百分点。同期，第二、三产业的收入结构以及职业结构都在迅速优化提升。这表明在2004年至2012年期间，存在农业精英流失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近来非常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研究发现，第一产业内中产阶层的壮大确实存在困难，精英流失严重，应该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增收能力，拓宽增收渠道，鼓励教育水平较高、职业技术水平较高的精英人才从事新型农业、有机农业，挖掘现代农业的增收潜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农业精英的流失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我国还应该进一步扩大第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据《中国统计年鉴2015》的数据，2014年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分别为29.5%、29.9%和40.6%，产业贡献率分别为4.8%、47.1%和48.1%。《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一步指出，2015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0.5%，首次突破50%。这表明，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核心部分，但就业人口的比重明显与产业的贡献率比重不符，农业就业人口的比重仍然过大，未来仍会有大量农业就业人口流向第二、三产业。
在过去十几年里，中产阶层大规模的发展是在商品市场中发生的，中小经营者的比例急剧扩张。“六普”数据显示，其中58.2%是农村户籍，可见中小经营为农民实现身份转变和社会地位提升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如此，正是中小资本的蓬勃发展支撑起了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但是我国近年来的城市管理政策对这些群体存在排斥的倾向。
实际上，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需要的不仅仅是高端技术人才，城市综合实力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更是至关重要的。加强对第三产业中小经营者的扶持和引导，提升城市的服务水平，既有助于壮大中产阶层，也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壮大中产阶层的政策建议
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就进一步壮大我国中产阶层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群体，壮大中产阶层，需要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调整产业结构、普及教育。
壮大中产阶层，首要的任务是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让劳动者获得与其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相符的收入。特别是通过精准扶贫、转移支付、产业政策等途径，带动农村、中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劳动者的收入提升，进一步壮大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
应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我国目前的产业、职业结构仍偏低端，社会结构中偏低层的占大多数。应该推动产业和职业结构的提升，推动建立一套完善的现代化职业结构体系。这对于教育普及也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应该推动教育的普及，通过教育来孵化更多高素质的中产阶层;另一方面，应该推动职业结构、教育结构的相互匹配，既加强教育与市场的紧密联系，也通过职业结构的提升创造更多符合大学生教育水平的就业机会，让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能够成为中产阶层。
第二，推动农村、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壮大，实现均衡发展。
应该承认，优秀人才集中于城市、发达地区以及第三产业符合资源配置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也应该意识到，长远来看，这种差距的不断扩大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不利于收入差距、区域发展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对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健康发展也非常不利。
因此，应该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调整产业结构，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增收乏力以及精英流失两个方面。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城乡、区域统筹发展，根本的出路还是要推动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通过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生产效率，提升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吸引劳动力就地、就近城镇化，一方面带动民众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实现良性循环。
需要强调的是，产业转型和城镇化绝不是要放弃农业，恰恰相反，农业也需要走上现代产业化道路。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农民，现代农民完全可以是一个具有高水平农业技能的技术人员，也可以是一个现代的农业经营管理人员。培育新型农业、新型职业农民，将非常有助于提升农民收入，提高农业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促进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中产阶层的壮大。
第三，支持农民工通过技术晋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
壮大中产阶层不能仅靠对高端人才的培养。就我国而言，农民工人数众多，他们能否进入中产阶层是我国能否进入橄榄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应该扶持农民工通过技术晋升、自主经营进入中产阶层。
一方面，基础制造业仍然是我国中产阶层就业的重要渠道和主要来源，应该重视实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产业技术以及劳动者职业技能的提升，完善技术工人的薪酬激励机制，营造崇尚技能的社会氛围。特别是打破户籍等制度的束缚，让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动者可以依靠职业技能的提升进入中产阶层。另一方面，在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应该遵循市场规律，面对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认识到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从业者在内的广大小微创业者，是我国中产阶层的重要来源之一。应该鼓励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清除创业壁垒，降低创业和经营成本，引导广大小微创业者提升服务质量，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阅读延伸
测量中产阶层的多元指标
“中产阶层”的界定历来是一个难题，有多种理论与分析方法，参照的标准有收入、财富、职业、教育、生活方式等。其中，收入是最常见的一个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培林等学者将中等收入者界定为收入分布在城镇居民第25到第95百分位之间的人群，并计算出2013年我国城镇人口内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为25%。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报告曾提出，每天消费2-20美元(购买力平价)的人群就算是中产阶层，由此推算出中国2007年就已经步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占比高达89.1%。
与收入相近，财富也是重要的衡量标准。瑞信2015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2015》以个人拥有财富5万-50万美元为标准，认为中国大陆的中产阶层人数居世界各国之首，达到1.09亿，占比约为10.7%。
在测量社会地位方面，职业是最为重要的指标。社会学家对中产阶层的研究最早也主要是从职业角度切入的，中产阶层与白领阶层常常是同义语。社会学家陆学艺等从职业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我国中产阶层主要由脑力劳动阶层构成，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以及私营企业主中的中小私营企业主。
教育也是现代社会中衡量个人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人们通过教育获得文凭、证书。教育指标与收入和职业不同，教育可作为附加指标而非独立指标，即单纯靠教育指标来区分上层、中层、下层是不合适的。
除了收入、职业、教育三大指标以外，学界测量中产阶层的指标还有主观认同、生活方式以及综合了职业、收入、消费的多个指标。根据李培林等人的研究，按照国际经验，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一般为中等收入群体的2.5倍到3倍。
(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