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22 年以来，疫情持续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复苏减速降档，滞胀程度加深。 俄乌冲突与美欧对俄制裁，对全球经济、金融、能源、粮食安全产生广泛影响。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产生广泛负面溢出效应。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仍处于恢复过程，新外生因素压低增长预期;就业整体呈弱修复态势，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持续;物价分化走势有所收敛，输入性通胀压力趋增;外贸外资合作维持稳定，出口和利用外资增长再超预期;财政收支继续恢复，地方财政收入分化明显;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依然偏弱，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当前需要重点关注如下问题：俄乌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产生多种外溢效应;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对我国形成政策掣肘;输入性通胀冲击加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较大挑战;国内多地疫情反弹，对内需特别是消费压制明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交织，民生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任务艰巨;房地产市场风险仍在暴露，金融市场震荡加大;预期转弱压力持续，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展望全年，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背景下，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都面临较大压力。建议以我为主实施宏观政策，防范外部风险对中国的溢出效应;积极主动应对输入性通胀，巩固保供稳价政策成果;科学精准高效处置突发疫情，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围绕扩就业保民生落实宏观 政策，更加突出精准有效;稳妥处置房企风险，防范金融市场震荡;加快扭转预期冲击，切实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关键词：宏观经济;外部风险;高质量发展
2021 年 12 月 8 日至 10 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 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 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当前， 国内外环境出现了一些超出预期的新变化。 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重点关注俄乌冲突、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输入性通胀等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要注意国内疫情反弹、就业压力、房地产与金融市场风险，以及预期转弱压力等方面的问题。尽管中国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多， 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的优势和有利条件并没有变。 在复杂形势下，更需保持信心和定力，多策并举应对三重压力，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一、疫情持续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全球经济滞胀程度加深
(一)全球经济复苏减速降档，滞胀程度继续加深
2022 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因疫情反弹、供应瓶颈、俄乌冲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收紧而中断，增速下挫，加之通胀持续攀升，滞胀程度继续加深，不排除全球经济陷入失速风险。主要发达经济体方面，美欧通胀持续创出历史新高，2021 年一度受通缩困扰的日本的 CPI 也持续数月正增长。与此同时，各国经济增长前景持续转弱，美国主要受到供应延迟、缺工、政策收紧、物价上涨等因素影响;欧盟则还面临能源供应不足、局势不稳、难民潮等问题困扰; 能源价格上升已经造成日本高额贸易逆差并对消费投资产生抑制。新兴经济体方面，俄罗斯深受高通胀困扰，经济预计会陷入严重衰退[1]; 印度经济增长前景因能源约束转弱，通胀持续高企;巴西已调降经济增长预期，也将面临滞胀风险。
(二)新冠肺炎疫情延宕日久，发达经济体出现防控焦虑
两年多以来，各国在疫情防控试错与疫情反复中普遍出现防疫疲劳和焦虑。在疫苗广泛接种的情况下，一些发达国家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已经转变为大部分接种疫苗人群的自由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小部分不接种疫苗人群的健康之间的矛盾。不少国家正在放开疫情管控。然而疫情远未过去，亚洲疫情正处于新一轮暴发期，欧洲疫情也有所反弹。 随着新的传染性更高的变异毒株的出现以及防疫的放松，新一波疫情浪潮已然到来，疫情的延宕正在挑战人类防疫耐力的极限。
(三)俄乌冲突与美欧对俄制裁，对全球经济、金融、能源、粮食安全产生广泛影响
俄乌冲突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供应紧张，特别是通过进一步阻断已经因疫情断裂的供应链，加剧了供应紧张程度，在推高全球通胀的同时，预计将拉低全球经济增速 0.4 个百分点，进一步加深全球经济滞胀程度，并引发国际资本避险，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俄乌冲突造成非均衡的区域影响：一方面，俄乌两国货币贬值，金融市场陷入动荡，经济陷入衰退，欧洲遭遇难民潮，与俄乌两国接壤和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利益受损，依赖从俄乌进口粮食的非洲国家面临粮食危机[2]; 另一方面，中东产油国和新晋能源出口国美国将获益， 美国也获机出口更多粮食。俄乌冲突将加速国际能源格局重构，俄罗斯能源出口市场份额下降，中东和美国则借机获得更多市场份额，高度依赖俄罗斯化石能源进口的国家和地区在寻找替代 进口的同时也将加速发展新能源产业。俄乌冲突将导致国际格局进一步失序，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遭遇重大挑战。
(四)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将产生广泛负面溢出效应
美联储加速收紧货币政策虽然有助于缓解通胀，但加息难免会抑制经济增长并冲击金融市场，因而面临在治理通胀与保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之间的艰难权衡。亚洲疫情反弹，俄乌冲突导致欧洲局势不稳和经济走弱，美联储加息将产生广泛负面溢出效应。 欧洲处境尤其艰难，除了局势不稳和对俄罗斯制裁造成自损效应之外，比美国更困难的政策权衡掣肘加息或加剧资金流出。
二、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特征
(一)经济增长仍处于恢复过程，新外生因素压低增长预期
2022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仍处于恢复过程中，但进程并不平衡：新能源产业和绿色转型是经济发展亮点，房地产行业依然不振;生产恢复快于需求，投资恢复快于消费，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快于房地产投资，工业恢复快于服务业，上游行业恢复快于下游，大中型企业恢复快于小微企业。疫情反弹、俄乌冲突背景下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美国证监会根据《外国控股公司问责法》(“HFCAA 法案”)列出具有退市风险的中概股清单等新的外生因素，都对中国 2022 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预期造成了新的冲击。
(二)就业整体呈弱修复态势，不平衡不充分特征持续
2022 年第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略低于2021 年同期。城镇调查失业率同比大致持平，但青年群体失业率明显偏高，20—24 岁大专及以上学历劳动力失业率达整体失业率的 4 倍以上。大学毕业生缓就业与部分制造业急需用工的矛盾延续。汽车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岗位需求保持旺盛，相关企业日均新岗位发布量与 2021 年同期大致持平;软件制造、电商企业人员需求略有减弱;中介服务、酒店旅游、教育培训等行业需求萎缩较为明显。
(三)物价分化走势有所收敛，输入性通胀压力趋增
一方面，得益于国内保供稳价政策持续发力，PPI 和 CPI 剪刀差连续收窄，上下游价格传导不畅问题有所好转;然而，大宗商品价格涨势和内需疲态延续，结构性通胀压力仍然较大但整体可控。另一方面，由于俄乌冲突、全球通胀高企、多国疫情反弹等因素共振，叠加通胀预期自我强化，粮食、能源、矿产品、化肥等多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徘徊，豆粕、麸皮等饲料原料价格普涨，同时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多领域“缺芯”问题持续加剧，国内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大。
(四)外贸外资合作维持稳定，出口和利用外资增长再超预期
受到 2021 年高基数效应、欧美消费品需求逐渐见顶影响，2022 年以来中国出口增速回落，但是海外放松疫情管控、生产恢复叠加芯片短缺、油价高企带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显著增长。中国较强的经济韧性和国内大市场吸引外资流入增加，实际利用外资增长显著，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大增，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放缓。
(五)财政收支继续恢复，地方财政收入分化明显
一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持续增长，支出有所恢复。受工业增加值增长与工业品出厂价格仍处于相对高位等因素带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持续恢复;财政支出增长略高于 2021 年全年增速。 二是财政收入全面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财政收入可持续性面临挑战。2022 年第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三年平均增速仍低于 2019 年同期， 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收入尚未恢复到2019 年同期水平;地方财政收入分化明显，煤炭产出大省财政收入猛增，疫情冲击较大的地区财政收支困难加剧。 三是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少支多。房地产市场低迷叠加 2021 年同期高基数因素，使全国土地出让收入出现负增长;因提前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增长加快，但部分地方政府负债率上升，城投债利率高企，全年保持地方政府支出适度规模仍有难度。
(六)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依然偏弱，金融市场波动加大
企业中长期贷款及居民贷款较为疲弱。当前额度限制总体上并非制约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掣肘在于企业和居民有效融资需求不足。2021 年以来 M1 增速持续大幅下行， 反映疫情持续冲击下经济中流动性较为活跃的活期资金周转低迷。政策利率下调引导实际贷款利率下行， 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创出新低。
2022年第一季度银行理财产品跌破净值的比例扩大;海外上市中概股遭到国际投资者抛售，跌幅尤其明显;俄乌冲突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新一轮涨价，石油价格暴涨， 伦敦金属交易所(LME)镍期货市场发生剧烈震荡。
三、当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俄乌冲突加剧，对中国经济产生多种外溢效应
中国与俄乌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在中国整体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比重均不高，俄乌冲突通过双边贸易和投资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但俄乌作为世界能源、粮食和特定有色金属的主要出口国，俄罗斯作为拥有最大领土和领空且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国，冲突持续以及美欧对俄制裁将通过全球经济传导效应对中国经济产生多种外溢影响。
一是冲突导致国际能源和钯、铂、镍等有色金属供应受限、价格上涨，可能推高中国进口成本，引起中国 PPI 攀升，推高中国整体通胀水平。二是国际海运和空运价格攀升，增加了中国进出口货物运输成本。 三是美欧与俄罗斯互相关闭领空、乌克兰关闭港口、土耳其关闭海峡等行为影响了国际运输效率，导致原本脆弱的全球供应链雪上加霜，中国部分重要物资保供难度加大。受冲突影响，中欧班列已有大量货运业务取消。 四是全球经济特别是欧洲经济受到冲击增长减速，将拖累中国出口增速。 五是俄乌冲突引发国际资本避险情绪上涨，加大了中国金融市场波动。
(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对中国形成政策掣肘
在美国通货膨胀持续冲高的局面下，美联储加息缩表的节奏可能加快，并对中国产生影响。一是中美货币政策基调反向，中国货币政策稳增长的操作空间受到一定限制。当前，中美经济周期错位， 两国面临的总供给、总需求矛盾不同，对宏观政策的要求存在差异。一方面，疫情以来美国经济政策主要作用于需求端，通过超大规模财政和货币手段实施需求刺激;但生产能力相对不足，导致经济过热、通胀高企，迫使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另一方面，疫情以来中国经济政策重在供给端发力，强调通过保市场主体实现保就业、保民生，进而实现“六保”“六稳”。尽管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同时存在，但总体来看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仍然是中国宏观经济矛盾的主要方面，稳增长的重点仍在于扩大有效需求。在美国收紧货币政策时，中国货币政策发力稳增长的政策空间或受限，特别是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掣肘较大。
二是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冲击国际金融市场，对中国造成外溢效应。美联储政策利率在国际金融市场各类资产定价中扮演着基准锚的作 用。 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下，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自 2021 年底以来快速攀升，中美利差大幅收窄至近年来较低水平，引发外资流出。预计美联储缩表还会对全球美元流动性产生紧缩效应，可能引发新兴市场国家的巨量美元回流，造成一些经济基本面较弱的国家本币危机和经济萧条。中国经济基本面较为稳健，但在全球美元流动性收紧过程中，仍须防范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阶段性跳贬风险，以及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价格大幅震荡的风险。
(三)输入性通胀冲击加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面临较大挑战
一是农药和化肥基础原材料上涨推升农业生产成本。俄乌冲突以来，全球化肥价格不断飙升、屡创新高，叠加疫情多发、春耕备耕、市场炒作等因素，国内化肥等基础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推升农业生产成本，导致粮食、饲料原料等涨势明显。
二是全球供给紧张推升中国能源进口成本。得益于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前置，中国能源供应虽然承压，但总体仍有保障。当前，多因素冲击全球能源供给体系，尤其是俄乌局势复杂难判，导致国际原油、天然气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客观上推升了中国能源进口成本。
三是重要原材料涨价推升中下游企业经营成本。伴随俄乌冲突持续发酵，镍、铝等大宗金属商品价格高位震荡上行，驱动国内电力装备、锂电池、轻工、建材等行业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对中下游行业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了不利影响。
四是半导体关键原料短缺加剧全球芯片危机。俄乌冲突导致稀有气体、钯等半导体关键原料供给面临断供风险，加剧全球芯片短缺局面， 行业缺芯将成为未来几年的常态。由于在高端芯片领域仍然被“卡脖子”，缺芯潮对中国汽车、制造业、消费电子等产业或产生较大影响。
(四)国内多地疫情反弹，负面冲击明显
一是疫情发展面临不确定性，影响社会预期。2022 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多地出现疫情反弹， 疫情发展不确定性增大，影响了社会预期。
二是疫情导致产业链供应链暂时受阻。疫情导致交通运输流量下降，国际货运滞留港口，国际大都市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更加明显。
三是疫情反弹压制居民消费。本轮疫情系2020 年 3 月以来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反弹，居民消费首当其冲，餐饮、旅游、交通运输等服务业受到直接冲击，消费复苏面临新的挑战。
四是疫情反弹对全国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本轮疫情涉及上海等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疫情影响面大、影响程度深，为严防疫情反弹，各地防控措施力度加大，对全国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加深。
(五)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交织，民生领域补短板强弱项任务艰巨
2022 年有城镇就业需求的新增劳动力达1 600 万人左右，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 1 076 万人。第一季度城镇就业改善乏力，将全年就业压力后置，尤其考验二、三季度劳动力市场消纳能力。一是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矛盾复杂，普通本科毕业生就业压力更为明显。当前，大中企业年度校园招聘的黄金季已过，但尚有不少应届毕业生尚未明确毕业去向。应用性强的专业在本科段的比例要小于专科段的比例，而本科生对初次就业的预期保留工资率又高于专科生，使得本科生就业预期与中型和小型企业的用人需求错位。此外，本科毕业生就业目标倾向的同质化程度较高，加之近期留学生回国就业需求增多，形成搜寻挤压，导致部分毕业生缓就业。
二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计划受到疫情反弹的较大冲击。餐饮、旅游等接触型服务行业经济活跃度低迷，劳动需求萎缩，疫情多点反弹导致劳动力跨区域供给产生梗阻，部分已输出农民工处于就地待工状态。建筑等行业对体力高耗一线岗位提出年龄要求，部分地区已开展清退工作，年龄偏大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机会变少。平台就业的技术化调整加速，生活服务平台、互联网公司等以裁员的方式提升结构化效率，部分从业者面临再求职挑战。在经济活动活跃度不高的情形下，非正规就业机会存在收缩风险。就业矛盾的复杂性，加大了保民生难度，尤其应防范以一人劳动报酬为唯一收入来源的低收入家庭因失业 而陷入贫困的风险。
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转型分化过程中行业整体趋冷，风险发生率有所增加。一是尽管一些城市已经放松限购限贷政策，但潜在购房者继续持观望情绪，房地产市场销售仍然低迷。 二是 2022 年第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速较低，其中土地购置投资的贡献较大，对固定资本形成和上下游行业带动作用有限。三是恒大事件加深了金融市场对涉房贷款的担忧，2022 年第一季度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同比大幅下降。四是房地产企业依赖的“房价上涨—高周转—高 利润”循环难以为继，资产缩水与债务刚性叠加，导致房企资产负债表恶化。 五是房企债务风险具有较强的扩散传染性，容易对预售购房者、上游供应商、建筑工程企业、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主体造成较大负面影响。六是土地出让金收入减少加剧了一些地方的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和地方中小银行风险，并弱化了一些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信心和手段。
在外部环境剧烈变化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2022 年金融市场震荡风险可能加大。 第一季度已经暴露出不少苗头：一是由于缺乏稳定预期，一些国际投资机构集体抛售中概股。海外上市中概股价格继 2021 年大幅下跌之后，2022 年第一季度又出现了新一轮普遍下跌。 二是国内股市和债市均较为低迷，受股债双跌影响，传统上被认为低风险乃至“无风险” 的银行理财产品市净值缩水，其中一部分甚至已经跌破净值。三是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继续上涨， 国内初级产品进口企业风险头寸管理难度加大。2022年 3 月伦敦金属交易所镍期货市场出现剧烈震荡，导致镍价两个交易日价格累计上涨约250%。
(七)预期转弱压力持续，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目前， 预期较弱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除疫情因素之外，还有多方面因素造成预期较弱。
一是外部环境变化导致预期不稳。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大国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美国在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不断对中国施压。俄乌冲突发生后，美国联合盟友对俄罗斯金融机构、企业、居民实施一系列制裁，有市场主体担心美国未来或向中国企业实施类似制裁手段。这些外部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市场主体信心。
二是经济转型阵痛造成预期分化。 一些传统行业已告别高速增长期，面临产能过剩、竞争激化、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尽管新兴领域机会较多，但部分传统行业的市场主体对新技术不熟悉，进入新领域存在困难，难以适应新发展阶段和新市场环境。
三是实体企业运营成本上升削弱市场主体的预期和信心。用工、用能、环保、原材料、关键零部件、资金等成本因素叠加，导致企业尤其是下游中小微民营企业的基础运营成本明显抬升，压缩了传统行业平均利润率和投资回报率，从而削弱了投资者的预期和信心。
四是碳达峰碳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等重大战略影响部分市场主体决策的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对其预期造成影响。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强化了市场主体在用能、环保等方面的约束条件;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改变了互联网行业资本推动的快速扩张模式，降低了相关市场主体对未来利润增长和估值水平的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前期一些行业和地方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在长期目标短期化、运动式减碳等不科学举措，对市场主体预期造成打击。舆论中关于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民营企业产权保护等问题，也存在一些不正确的负面认识。这些情况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纠偏以来有所好 转，但局部领域问题仍然存在。
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但中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政策建议
(一)以我为主实施宏观政策，防范外部风险对中国的溢出效应
在中美经济周期错位、货币政策基调反向的情况下，面对国际金融市场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中国应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实施宏观政策;同时增强应变能力，密切防范外部风险对中国可能造成的溢出效应。
第一，审慎把握好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间的均衡，坚持以我为主，自主实施宏观政策。一是密切跟踪研判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政策动向，加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二是在美联储加息缩表的窗口期，更加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三是在注重发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增强信贷增速稳定性的同时，仍可适时实施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加强量价协同，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增量融资成本和存量债务 负担[3]。
第二，增强应变能力，密切防范外部风险向国内金融市场传导扩散。一是坚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弹性，避免形成单边预期。加强资本项目管理，防止出现资本大规模外流。二是引导相关企业提升运用市场工具进行大宗商品价格风险对冲管理的意识和能力，促进期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三是积极推进海外上市中概股监管问题外交谈判，加强市场沟通和舆论引导，主动向外界彰显中国扩大开放、融入全球市场的决心和信心，努力为微观企业争取有利的外部环境。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 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
(二)积极主动应对输入性通胀，巩固保供稳价政策成果
针对本轮由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引发的输入性通货膨胀，中国需从“提产能、扩进口、遏投机、强研发”四个方面加强系统性应对。
第一，加快提升国内相关大宗商品产能，坚决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一是加强多部门协调联动，阶段性适度加大国内煤炭、钢铁、电解铝、化肥等大宗商品产量，加快推动矿产品基地建设，加快大豆和油料产能提升工程建设，切实提升国内资源保障能力。二是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力保障春耕备耕工作，推进粮食现代供应链建设，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饲料粮供应保障能力;加强粮食领域国际合作，进一步提升粮食全球供应链管理能力。三是积极有序推进煤炭清洁利用和先进煤电建设，大力推进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加速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发展，加快现代化能源体系建设，不断增强能源自给能力。四是继续完善分时电价机制，深入推进煤电一体化建设，提前做好电煤供应保障工作，确保 2022 年夏季安全稳定供电。
第二，积极扩大重要生产性物资进口，强化国家战略性物资储备体系建设。一是持续推进大宗商品进口来源多元化、进口渠道多样化，适时放开进口煤炭国别限制，积极扩大煤炭、原油、钾肥、贵金属、关键零部件等重要生产性物资进口规模，缓解国内市场供给压力。二是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出发，加快推进国家战略性物资储备体系建设，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适时调整战略物资储备的品类、规模、结构，稳步提升重要大宗商品储备与调节能力。三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通过提升出口税、加强商品法检等方式，合理限制相关紧缺品类物资出口，确保国内市场优先获得供应。
第三，健全大宗商品期现货市场监管机制，坚决遏制过度投机炒作行为。一是密切关注重点大宗商品市场发展态势，加快完善期现货市场联动监管机制，强化价格动态监测与分析研判。二是延续强监管态势，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严肃查处囤积居奇、哄抬价格、变相涨价等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过度投机、恶性炒作等不当行为。 三是加强大宗商品供需调节，做好市场预期引导，加快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对中下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帮扶力度，有效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4]。四是注重发挥龙头企业作用，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深度对接，加快推进产业链保供体系建设，保持重点大宗商品价格处于合理区间。
第四，加强工业“五基”(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基础软件)领域研发攻关，推进半导体领域国际合作。一是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推动锻造长板和补齐短板相结合、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安全可控与开放创新相结合，持续增强工业“五基”领域研发攻关，夯实工业高质量发展基础。二是聚焦高端芯片、新一代半导体等前沿领域， 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切实解决产业链供应链“卡脖子”难题，加快提高芯片自给率[5]。 三是紧抓当前全球稀有气体供给体系变革机遇，适度扩大氖、氙、氪等芯片制造必需的稀有气体产能，巩固提升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优势地位，牢牢掌握半导体级稀有气体产业发展话语权，推进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国际合作。
(三)科学精准高效处置突发疫情，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一，提高疫情防控处置的科学性、精准性、高效性。充分估计疫情冲击，吸取国外防疫经验教训，提升对疫情大规模暴发的应急处理能力。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有针对性地对病毒变异的传染性、致死率等问题进行科学研究，为疫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加大新疫苗、检测试剂、有效药物研发力度， 进一步提高疫苗防疫效力。由相关方面科学家、专家发声，向公众传递权威信息，统一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提高疫情防控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性。
第二，支持扩大消费和促进有效投资。健全教育、养老、医疗、育幼等政策体系，促进解决居民消费后顾之忧，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和意愿。加快补齐农村和城市流通体系短板，加强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建设，畅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渠道，促进产销高效对接。针对重点耐用消费品，要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 地方城市政府要研究适当放宽汽车购买限制，加快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投资，加大对工业“五基”领域的投资。
第三， 健全积极财政政策框架， 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积极财政政策应统筹考虑一般公共预算、政府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障基金预算“四本账”综合收支情况，通过国库收支及时反映收支流动对经济活动的积极效应。统筹中央、地方政府财力，加大中央转移支付力度，保障财政困难地区留抵退税政策落地实施，保障重点企业流动性充裕。 继续实施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救助帮扶政策。放宽对专项债发行的限制，放宽对银行和其他投资者购买城投债的限制;改善专项债落地的环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使专项债既能顺利发行， 又能顺利支出。 压减非急需、非刚性支出，保障民生类支出。加大一般公共预算对基础设施融资的支持力度。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防疫情况采用现金直达方式对居民发放消费券。更加注重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财政运行安全，统筹做好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第四，统筹使用总量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稳增长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高稳增长在货币政策多元目标中的权重。 一是强化总量货币政策工具对于提振实体经济总需求的基础性作用。 保持广义货币增速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相匹配，面对特殊情况和特殊需要，可允许宏观杠杆率适度上升。二是优化信贷投向，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制造业、科技创新、小微企业和绿色发展等领域的支持。三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相关部门应提升监管效能，降低监管成本，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最大限度避免对市场主体的不当干预，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创造条件。
(四)围绕扩就业保民生落实宏观政策，更加突出精准有效
突出支持实体经济和有成长潜力的中小微困难市场主体的导向，促进各类宏观政策在落实就业优先原则方面形成合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为扩大就业和保障民生创造足够空间。在此基础上，重点面向政策传导链末端的个人和家庭发力。
第一，改进保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促进最具就业创造潜力者加快脱困和成长。已出台的纾困政策继续按既定步调公平实施，不急转弯，以稳定预期。对于有必要追加的支持性政策，应注重优化对象识别与筛选机制、政策分配与下达机制，在不对市场机制造成扭曲的前提下，率先识别出最有潜力创造就业、最可能修复内需的困难主体并优先支持，以梯度化措施将政策资源优先用到迫切之处，通过促进经营活动来实现稳就业，同时督促靠政策依赖而存续的市场主体加快发展转型。
第二，对稳就业政策成效开展成本评估，引导就业促进政策直达个人。重点面向长期“弱而不倒”的市场主体，评估为达到其稳就业或不裁员的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支付的总成本，模拟测算以相同成本将这些资金直接用于促进劳动者转岗或创业可能产生的稳就业效果，为完善针对性就业支持政策提供参考和支撑。将鼓励就业的支持性政策直接瞄准个人，激发求职者搜寻职位的积极性并适当降低起点薪资预期，促进劳动力供需匹配。
第三，创新激励方式，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高校就业部门除强化就业推介和辅导之外， 对于应届毕业生中的慢就业者，要开展原因分析并化解困难，给予有经济困难者必要的求职补贴，设计吸引力足够但又不失公平的奖励性规章制度，促进毕业生自身行动起来，加快求职频次并形成示范。在保障健康和安全的前提下，疏通农民工就业通道，最大限度尊重农民工根据自身条件供给劳动。
第四，放大新就业形态稳就业功能，给予困难群体消费支持。拓展信息来源，将灵活就业岗位供求信息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在公共就业服务网站和机构开设灵活就业专区专栏，免费发布供求信息。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在常住地参加社保，根据灵活就业人员的特点，制定有关参保服务、转移衔接、兜底保障等具体措施。重点针对无稳定收入来源的家庭和中低收入家庭，通过有时限的定向消费券等形式，在必要消费方面给予一定支持。优化利用失业保险结余资金，扩大受益人群范围。
(五)稳妥处置房企风险，防范金融市场震荡
第一， 稳妥处置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一是按照以时间换空间的总体原则，防范化解房地产行业风险，推动房地产行业实现“软着陆”，防止风险短期内爆发扩散冲击宏观经济大盘。 二是对大中型房地产公司开展风险压力测试，及时识别风险主体，甄别风险类型。 三是根据风险类型，实施差异化的应对措施。对于暂时面临流动性风险、不存在资不抵债风险的主体，可实施流动性救助帮其渡过难关;对存在严重资不抵债风险且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主体，可通过引入财务稳健的房地产企业作为战略股权投资者，盘活存量资产，防止其资产负债表继续恶化。四是加快构建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长效机制，在人口流入规模较大的城市加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尤其是长租房市场发展。五是适当把握短期调控政策，合理满足改善型购房者的信贷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稳预期、稳价格、稳投资，避免房地产投资对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形成较大拖累。
第二，防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或单边预期引发系统性风险。一是积极推进中概股跨境监管问题谈判，在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方面加强与国际投资者进行政策沟通，防止因理解偏差造成不必要的市场震荡。 二是加强国内股票、债券、银行理财等细分金融市场运行形势分析，及时研判多市场联动下行的原因，避免形成单边预期。三是促进中国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培育专业化、国际化的市场中介机构，强化风险识别能力和定价话语权， 引导中国企业提升运用市场化手段管理大宗商 品价格波动风险的意识和能力。
(六)加快扭转预期冲击，切实增强市场主体信心
第一，有效降低外部不确定因素对市场主体预期的冲击。一是加强市场沟通和舆论引导，持续向国内外市场主体传递中国深入推进市场化 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市场的决心。二是加快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自主研发，解决“卡脖子”问题;加强货币支付、贸易结算等领域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
第二，增强传统行业转型发展的预期和信心。一是通过财税和金融手段，鼓励支持传统行业市场主体进行技术改造投资，更新生产设备， 升级流水线和生产工艺，从而提高产品品质、优化工作环境。二是通过银行存贷款、VC/PE 投资、信托投资、优先股等模式，为传统行业市场主体参与高新技术领域投资和新基建疏通渠道。三是在一些市场集中度过低、产能过于分散、低水平竞争过于激烈的领域，鼓励市场主体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途径在兼并重组中向高质量均衡和高水平竞争状态迈进。
第三， 防止实体企业运营成本过快上涨。一是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优化工作环境，增强对青年人群的吸引力，提高用工稳定度[6]。缓解青年就业群体住房压力，防止“房价楔子”对雇主和雇员形成两头挤压。 二是稳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避免用能用电成本短期内过快上涨。 三是通过大数据、供应链金融、数字金融等手段，降低抵押融资占比，提高信用融资占比，增强中小微企业融资可及性， 降低融资成本。四是加大基础产品的保障力度， 通过“ 煤电一体化”、提高长期协议在油煤铁铜和其他有色金属进口中的占比、入股海外油田矿山等手段， 保障基础产品供应安全和价格大体稳定。
第四，在一些中长期重大战略问题上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稳定市场预期。 一是在碳达峰碳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共同富裕等重大战略问题上，及时及早细化政策规则， 进一步明确细化分阶段目标，稳定市场主体预期。 二是依法保障民营企业主合法权益，特别是在数字经济规模不断壮大的趋势下， 完善包括无形资产和数字资产在内的产权保护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课题组协调人：李雪松，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执笔：李双双、冯明、汪红驹、娄峰、张彬斌、 左鹏飞、孙博文、张慧慧、李莹。通信作者：冯明。)
参考文献
[1]IMF. How war in Ukraine is reverberatingacross world"s regions[EB/OL].(2022-03-15)[2022-03-30].https:// blogs. imf.org/ 2022/ 03/15/ how-war -in -ukraine -is -reverberating - across-worlds-regions/.
[2]OECD. OECD Economic outlook, interimre-port March 2022: Economic and socialim- pact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war in Ukraine [R/OL].(2022-03-17)[2022-03-30]. https:// www. oecd- ilibrary. org/ sites/ 4181 d61b - en/ index. html? itemId=/ content/ publication/ 4181 d61b-en.
[3]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更加注重扩大内需 着力提升内生动力[J].财经智库，2021(4)：5-19.
[4]谢伏瞻，蔡昉，李雪松.经济蓝皮书：2022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5]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缓解多重因素共振影响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J].财经智库，2021(5)：5-20.
[6]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智库课题组.加强政策间协调配合 注重做好跨周期调节[J].财经智库，2021(6)：1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