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3月份以来我国各地复工复产率有所回升，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宏观经济外部输入性风险正在急剧上升，国际油价、国际股市和债市全面暴跌，全球性萧条的可能性持续增加，未来一段时期内就业压力将集中显现。全面加强稳就业政策措施，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特别是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稳就业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因为疫情防控造成的就业冲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总量需求不足和供需失衡而导致的就业压力，而是带有较强地域性和产业行业异质性的经济抑制。
未来一段时期内就业压力将集中显现
从总量上看，一季度存量就业岗位潜在流失规模比较大，二季度新增岗位难以消化一季度的存量压力，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可能低于去年。由于服务业消费需求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季节性，一季度服务业需求的损失将很难弥补，由此导致第三产业产值损失。随着二季度经济恢复到正常轨道，带动劳动力市场景气回升，预计三季度和四季度全国就业状况会有极大的改善。但考虑到全球经济景气可能下行，实现全年就业目标仍面临着较大压力。
从结构上看，一季度受疫情直接影响的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就业压力大，非重点地区重点行业也有不同程度波及。重点地区湖北省的非农就业直接受到冲击，而全国非重点地区的住宿餐饮业等重点行业生产经营活动遭停摆，受影响的就业规模合计超过4000万人。非重点地区，除了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住宿餐饮、文化娱乐与生活服务业之外，工业生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而利润下滑，但这部分影响预计可以随着复工复产进度加快而有所恢复。而且，疫情冲击加速了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和办公场所的灵活化，催生了一批新的就业机会，技术维护服务类职业需求旺盛。
从重点人群看，大学生、农民工群体依然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群体，但是两类群体就业难的性质根源不同。受开放与技术进步的冲击，大学毕业生尤其是经管文法等学科毕业生越来越表现出结构性就业难的特点，即使上半年疫情彻底消退也难以解决结构性矛盾，需要长期应对之策。农民工就业集中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市场需求大但流动频率高、稳定性不强，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容易受劳动技能的限制而陷入结构性失业，但是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增强。第三产业遭受疫情的冲击严重，这使得低技能的农民工群体短期内集中地表现为周期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
从就业质量看，上半年就业质量的最不稳定因素来自于疫情冲击下待岗待业人群的工资支付及其劳动关系保障。受疫情防控冲击，大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暂停，企业营业收入和现金流来源中断，但要素成本和维持性支出等短期流动债务项目支出仍然持续存在，导致企业陷入流动性困难，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现金流更是短缺。
全面强化稳就业政策措施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作用
此次疫情防控造成的就业冲击主要是归因于地域性和行业异质性的经济活动抑制，需要各地方政府积极主动作为，准确掌控辖区内疫情发展态势，分区分类有序恢复经济活动和释放经济活力。
从积极就业政策治理体系中地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贯彻落实中央积极就业政策的区间调控，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各省份造成的影响大不相同，部分重点疫区经济遭遇冻结，部分地区经济受损程度和复工复产难度较小，因此更需要发挥受疫情冲击较轻地区在促进就业防范失业方面的带头作用。
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就业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的特点来看，服务业具有非常强的属地生产同时就地消费的特点，地方政府也更有积极性来发展服务业从而推动稳就业政策的落地。服务业生产和消费与制造业不同，服务业生产地、消费地和就业地基本保持一致，服务业发展所创造的就业机会空间流动性非常低，地方政府一般更具有发展本地特色服务业的信息优势和积极性。因此，全面强化稳就业需要地方政府在中央就业政策方针的指导下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必须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逐步分级分类恢复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活力。
从积极就业政策的执行环境来看，仍然有一些关键环节制约积极就业政策的传导，优化就业政策执行环境更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主动作为。稳就业和就业优先政策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地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作为《就业促进法》法定政策主体，是落实中央稳就业政策的主体责任方，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非常关键。部分地方及其职能部门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利益分割，就业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仍然没有完全打通。
发挥地方政府稳就业作用的对策建议
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有效提升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稳就业的精准施策与分类施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这为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指明了方向。因此，要加大中央稳就业转移支付力度，加快社保基金中央调剂进度，在确保中央政令畅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地方政府稳就业政策落实积极性，激发地方政府加大稳就业政策财政支出力度，确保全年稳就业目标顺利实现。
增强地方政策合力，因地制宜完善地方政府稳就业政策配套。地方政府的政策工具箱非常丰富，短期内可以用好用活就业专项资金、完善就业服务、提供就业援助、降低企业岗位创造成本，中长期内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鼓励创业带动就业等。地方政府需要根据辖区内要素禀赋与产业优势，根据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因地制宜优化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社保、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政策配套，增强政策合力。要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分区分类逐步恢复服务业发展，释放经济活力。
优化地方稳就业政策执行环境，高质量打通稳就业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地方政府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主动为企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一站式帮扶服务，主动为各方传递稳就业政策信息，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面临的额外交易成本。
加强稳就业政策省际协调，鼓励经济发达省份对湖北实施对口就业帮扶。加大经济发达和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省份对口支援湖北，开辟专门的招工渠道吸纳转移湖北地区的农民工，解决一批转移就业;点对点援助湖北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经济项目，解决一批就地就业;为湖北地区普通高等院校开辟求职专场，解决一批大学生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