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端智库建设成效显著，但仍存在咨政能力与研究实效总体不强、岗位类型与人才结构比较单一、绩效管理与成果激励尚不到位、制度保障与内外部协作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亟须从多种路径入手破解。
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提出要建设一批“国家亟须、特色鲜明、制度创新、引领发展”的高端智库，这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一项重要而有力的战略举措。过去一年多来，我国高端智库建设成效显著，但仍存在咨政能力与研究实效总体不强、岗位类型与人才结构比较单一、绩效管理与成果激励尚不到位、制度保障与内外部协作亟待加强等突出问题，亟须从多种路径入手破解。
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启动实施以来，我国高端智库建设初年总体取得良好开局。一方面，高端智库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支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划布局、政策建构、管理运行、制度设计上取得积极成效，现已基本形成规范化管理建制与体系化发展格局;另一方面，首批25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普遍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针对性地强化建设标准与管理规范，制定机构管理与经费管理细则，完善试点工作思路，并在组织架构、职能结构、内部治理、人才培养、成果产出、对外交流合作等改革中持续创新、不断优化，重点体现在：机构建设加强统筹性部署、组织架构推进专业化导向、职能类型加快多元化拓展、人才队伍呈现复合型特征、科研管理侧重咨询化改革、国际交流深化多类型合作等六个方面。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高端智库建设高度关注，大量研究机构积极争取未来试点机会，重视智库发展的社会氛围日渐形成。
二、现阶段我国高端智库存在的几个突出问题
第一，咨政能力与研究实效总体不强。
首先，缺少紧密对接阶段性改革发展部署的重大现实议题聚焦，全局性战略研判和针对突出矛盾问题化解的操作性建议较少。研究选题多基于专业学科分类，造成热门领域扎堆研究、重复研究，潜在重点领域咨政实践与研究创新严重不足的局面。其次，研究方法与政策分析工具比较滞后，研究结论中定性推论较多、定量分析较少，高效运用现代信息化手段解析发展趋势、研判政策走势的实践不足。再次，成果评价体系尚不健全，缺少上级批示与政策实效并重的考评机制，在决策贡献力、领域公信力、社会影响力等维度上欠缺合理的指标权重划分。
第二，岗位类型与人才结构比较单一。
首先，岗位种类相对固化，在业务性领域缺少具有适度竞争、以决策咨询需求为导向的滚动聘用性岗位设置。其次高层次研究队伍比较匮乏，大部分高端智库在中央重大战略亟须与重点新兴领域欠缺专业化人才梯队支撑;首席专家、资深研究员等管理型研究岗位尚未从行政管理岗位体系中完全分离，其先导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再次，人才流动不够充分，灵活高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还未普遍建立，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间的人才交流与双向输送方面缺少常态化、制度化建设。
第三，绩效管理与成果激励尚不到位。
现阶段，大部分党政类高端智库仍普遍施行政府部门的行政化管理体制，面向专业研究人员的岗位绩效管理尚不成熟，经费支出、预算决算、人事奖励等方式方法较之行政单位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作为决策咨询与政策研究、评估、解读等职能相结合的部门，智库人员的智力性成果产出类型比较多元，部分咨询和评估类成果由于实效性、涉密性等原因无法纳入常规绩效考核范畴，缺少针对不同类型成果的业务绩效转换与动态激励机制。
第四，制度保障与内外部协作亟待加强。
一方面，欠缺高端智库深度参与决策过程的制度保障与标准化程序建设，智库工作仍处在政策实际运转的 “体外循环”，其对决策的调节、预警、修正、评估等核心职能未得到真正体现。另一方面，党政、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类智库的管理与发展模式趋同，缺少面向不同类型智库运行规律与特点的差异化政策供给。此外，我国高端智库的内外部发展协作还普遍停留在相互搭台宣传等较浅层次，深入的领域研究与人才共建协作较少。
第一，加强咨政供需对接，提升研究能力与决策咨询效率。
首先，要切实提升高端智库咨政实效，在决策部门与相应领域高端智库间建立研究供需对接与成果应用机制，强化高端智库在所属决策咨询领域的长期调查跟踪与咨政经验积累，完善信息化政策研究支撑平台与“决策咨询大数据”建设。其次，现阶段要重点以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为依托，明确智库参与公共决策重点流程，建立试点单位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间的决策问询机制与政策评估机制。再次，要构建面向党和国家重大改革发展议题的智库研究协作机制，统筹各领域高端智库优势特长，突出其“小机构大网络”研究组织职能。
第二，健全智库治理体系，优化组织架构与议事职能机构。
首先，要准确把握智库建设规律与现阶段共性问题，研究不同类型高端智库的差异化政策供给，细化分类管理工作规范。其次，要优化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主体职能，重点发挥其在促进供需对接、制定行业标准，规范评价监管、增进机构协作等方面的管理协调职能，将体制机制建设侧重交由智库自身进行探索。再次，要创新高端智库内部治理，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与科研管理分工，在“党管智库”原则下完善理事会或决策咨询委员会业务管理体制，健全决策咨询平台建设。
第三，丰富岗位人才结构，建立绩效聘任与轮转交流机制。
首先，要着力培养高端综合人才与专业领军人才，强化管理型研究岗位设置及其职责，落实重点领域首席专家责任制度，发挥其在人才队伍建设中的制度搭建与引领带动作用，同时遴选对中央决策作出突出贡献的智库专家构成 “资深研究员”队伍，与首席专家共同带动所在智库人才体系建设。其次，要创新高端智库人才培养模式，拓宽人员上升路径，在参公类智库中积极试行职务职级并行与专业技术类公务员制度，在非参公类智库全面推行咨政绩效导向的岗位聘任制度。再次，要切实搭建高端智库与相应领域决策部门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常态化安排智库研究人员通过定向输送、挂职、借调锻炼等方式参与决策部门行政工作，同时重点针对学者型官员群体，探索建立其与智库间的轮转流动与智库履历考核制度。
第四，完善经费保障体系，强化资金支撑与人员激励路径。
首先，要研究完善契合高端智库职能结构与业务特点的经费管理体制，以绩效导向、动态调整为原则，合理设置调研、咨询、评估及外事工作在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中的比重。其次，逐步强化国家高端智库资金支撑，探索建立由中央财政经费、政府购买服务、社会公益捐赠、智库建设基金构成的公益性资金结构，健全资金管理与监督机制。再次，持续完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重点要将机构评估、成果评价与人员激励有机结合，根据智库人员参与决策咨询与政策研究及评估工作实际贡献，形成多劳多得、优劳优得机制，强化智库投入的人力资本导向与绩效管理体系建设。
第五，深化对外合作交流，提升国际议题参与和话语体系建构能力。
一方面，要深化国家高端智库与全球顶尖智库以及国际合作组织的研究交流，提升其参与全球治理研讨、国际议题设置、协商谈判、规则制定的能力，常态化输出“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构建对外舆论宣介与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探索国际化智库人才交流机制，立足“开门办智库、开放办智库”原则，选聘优秀国际研究人员阶段性参与课题研究与智库建设工作，传授领域研究方法与政策分析工具，同时有序选派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人员到国际发展合作组织及其议事职能平台进行锻炼和学习，促进理念交流与领域共建。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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