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
我国经济从2008年开始，增长速度持续缓降。人们对此趋势原因的分析有很多，诸如宏观经济的因素，人口红利消失的因素，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因素，国际环境不好的因素，等等。这些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我认为，更为根本且影响权重更大的因素是经济结构变化，即服务业比重上升。从占GDP比重的角度看，从2012年开始，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从2015年开始，服务业比重超过50%，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则超过60%。按照通用的划分方法，我们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经济体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以后，经济增长形态基本上就是一个喇叭口，一边是服务业的比重往上走，一边是经济速度往下走。而且这个趋向会一直变化到服务业比重相对稳定，与之相对应，速度的下行趋势也会停止。如此规律的表现，是由服务业的性质决定的。和制造业多年来更新技术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相比，服务业的特点是人对人、同时同地、个性化地提供服务，很难使用高效率的设备，所以它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停滞的。例如教育服务、医疗服务、表演服务、家政服务、餐饮服务、保安服务、政府服务等，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如设计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等，也有类似表现。因此，当服务业在一个经济体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时，社会总资源的配置效率就会下降，导致增长速度下降。如此推断，中国经济或将长期处于一个相对较低并且还会持续下降的增长时期。
网络与数字技术支撑的服务规模经济极为显著
然而我们很幸运，网络与数字技术时代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期待突破先行者的模式，有更好的增长表现。网络与数字技术支撑的服务业呈现规模经济极为显著的特点，这源于许多网络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早已突破了服务业低效率特点。比如现场演出，一个乐队面对几百名上千名听众，一百多年来没有变化。现在网络上的一首乐曲，可以达到千万甚至上亿名听众，而且不论一个听众还是亿个听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听众的边际成本极低。再如教育服务，有了现代学校教育的100多年来，生师比即平均每位老师教授的学生数不但没有上升，许多国家还在下降，比如大学的生师比大约在12：1至14：1之间。现在依托互联网的慕课，一个老师可以教的学生非常多，清华大学现在大约有280门慕课，有800多万学生，一个老师可以教授3万多名学生，最多的一个慕课可以有96万学生。再如零售服务，一家大型书店最多可摆放10万本书，因此很少摆放那些很小众和过期已久成为“冷门”的书刊，但网络书店则完全不受此限制。这类服务业的效率甚至比制造业还要高很多，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
网络和数字技术除了给服务业带来变化之外，对制造业也带来了质的提升，网络与数字技术都是高效率的联通技术，可以让服务和制造很好地融合。现在制造品中搭载的服务含量、数字含量、增值含量，是以前完全不可比拟的。现在的物联网、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等，都是制造和服务高度融合、快速成长、附加值非常高的产业。今后最有发展前景的若干产业中，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产业将占大多数。我国是制造业大国，网络技术、数字技术、AI技术等发展，为制造业迈上新台阶，从大至强，既大又强，创造了非常有利条件，面临更多机遇。
这个时代发展服务业，我们还有特别的优势。第一，中国人口规模最大，网络空间服务业边际成本非常低，人口多就是用户多，就是流量大，就是规模经济显著，总之是巨大优势。在我国，很多小众的、区域性的项目都可以获利。一个产品一项服务，我国有千分之一的人口感兴趣，就是100多万人的市场规模，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条件。这个特点还支撑了规模经济与竞争性、多样化的统一：一个产业中能够有多家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企业并存，通过相互竞争发展提高，并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第二，我国网络应用技术发达，而且中国人很热爱网络，或者说网络渗透率很高，我国人均上网时间位列全球前三，再加上我们的巨量人口，国民总上网时间谁也无法比拟，这为我国互联网相关产业群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优势。第三，我国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制造业是生产性网络服务业的市场，有巨大的制造业，依托网络和数字技术的生产者服务才可能更细分工、更高效率。特别是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相当部分可以借助信息技术聚合各处资源，并远距离提供给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制造企业，诸如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软件和系统集成等服务，可在不同地点分散进行，同时通过网络即时连结和同步推进，专业化和效率大大提升。
技术还增强了我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我国在人口、经济体量、互联网技术、商业模式创新、移动终端普及程度等方面具有优势和特点，支持许多产业在初始阶段依托国内市场发展，就能同时取得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培育出高成熟度产业并形成较强的全球竞争力，从一个十几亿人的市场走向几十亿人的市场。
总之，我们相信，依托网络与数字技术的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出现了本质性的差异，服务业乃至整个经济低效率的问题有望改变。我们应该大力推动技术发展和商业模式创新，并对我国长期发展保持理性的乐观预期。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