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经济增长的逻辑也相应面临根本的改变。但路径依赖、原有资源配置对新结构的制约、转型过程“破”、“立”关系的把握，都给中国经济“脱胎换骨”带来难度和风险。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认清当前经济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既要有勇气承担必要的成本和风险，又要充分利用我国拥有的资源和制度优势，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完成华丽转身，才能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面临的主要问题：“三期”叠加阶段放大了经济增长方式不平衡与内需不足的风险
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又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国际市场总需求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特点使以往“大进大出”、高投资拉动的粗放式经济循环被打破。曾经裹挟在高增长洪流中的问题不可避免的沉淀突出，形成了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中的要啃的“硬骨头”。
一方面，经济增长方式不平衡与“三期”造成叠加效应，使中国经济短期内抑制产能过剩、防止资产价格泡沫、防范财政金融风险的压力凸显。
抑制产能过剩是一个旧命题，但现在面临着更大的化解压力，且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程度。我国粗钢、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的产能均大致占到全球的四成到六成，利用率却都只在七成左右，过剩行业也开始从传统产业向风电、光伏等新兴产业蔓延。从深层次看，我国的产能过剩除了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产能过剩外，也与我国工业产能的过快扩张还与投资体制转型、地方政府存在投资冲动、资金和资源价格扭曲等体制性矛盾有关。出于“影响GDP和财政收入”的短视思维，部分地方政府往往采取矛盾后移的拖延战术，但产能过剩越多越严重，就越会出现经济质量与效益递减，经济活力和竞争力减弱，发展后劲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尤其是，在经济换挡期产能过剩已很难在增长中自然化解。为了化解过剩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一些行业难免受到较大冲击，有些企业甚至会退出市场，“阵痛”的代价不得不承受。
另一个需要紧切关注的是，尽管按照CPI来衡量的通货膨胀不足为虑，但此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使流动性过剩和投机需求的压力加大，需要有效消化，但如果没有实体经济扩张的支撑，这可能带来另一轮资产价格泡沫。这已经在局部的房地产价格上得到了体现。房地产发展形势复杂，再加上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对住房产生巨大的刚性需求，人均收入增加后改善居住条件的强烈意向，交织影响之下，大城市房地产价格的增长速度难以有效缓和。房地产在杠杆周期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在各种资产价格中与金融体系联系紧密，又对整体宏观经济构成重要影响。每一个选择都会有代价，中国能否有效地控制通胀率及资产泡沫的增长，都是解决一个问题后的另一个现实问题。
逐渐开始显露的财政金融风险也正成为平稳度过经济换挡期需要迈过的关隘。当前，经济中高速增长已成常态，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和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一些企业出现破产倒闭、地方性债务迎来还债高峰、影子银行风险增加。特别是地方债与房地产市场，牵一发动全局，一旦发生偿债危机，不但加大经济下行压力，财政收支矛盾也会加大。同时，我们还要警惕可能的传导感染，防范引发金融系统风险。近来，中国已经出现了中诚信托、超日债等若干起金融违约事件。同时，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还要关注国际资本双向流动，加剧金融市场波动的风险。
另一方面，内需不足、市场内生动力不稳定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难题。
在投资率已经偏高并且出现产能过剩等现象的情况下，中国继续维持高投入、高消耗、高出口的增长条件已经逐步丧失，但还尚未形成更多依靠内需驱动、创新驱动支撑增长的格局。要缓解这一矛盾，还应着重解决当前国内收入差距过大、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难点。
中国目前正处于消费释放的历史拐点，消费主体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持续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但过大的贫富差距却是影响和制约消费释放的重要因素。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尽管5年来基尼系数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是按照国际标准，0.4仍被认为收入差距过大的警戒线。贫富差距悬殊、低收入人群过多会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反映在宏观经济上，就体现为消费不足、内需不振，不但令扩内需政策大打折扣，也会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丧失应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
据统计，个体私营经济创造的就业占新增就业比重达90％，另有65％的专利发明和80％的技术创新来自中小企业，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中小企业作为内生动力的巨大潜力。但现实问题是，虽然中央政府近几年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和小企业发展，但其的发展仍面临各种困难。在发展战略观念上，社会舆论普遍存在对战略性新产业和大企业的偏爱；在政府绩效考核上，小企业似乎起不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在市场环境上，小企业发展也面对着制度、政策、不公平竞争等诸多难题，尤其是在融资渠道上，尽管今年年中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较去年大为改善，但对中小企业的挤出效应依然明显，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渠道匮乏、融资成本高的困境。
对策与解决路径：借力市场化改革重点突破
中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内需的遇到的现实课题与掣肘，既是旧命题，又面临着新环境下的新挑战，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应借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高度重视市场机制对经济的再平衡作用，在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中，寻求政策配合与重点突破。当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是关键。
在此基础上，一要围绕继续扩大就业和完善创业环境，迸发经济活力做文章。首先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管制，以立法形式放宽市场准入，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使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享受同等的公平待遇。要加快中小商业银行的发展，特别是采用股份制方式对农村信用社进行全面改造；要继续推进资本市场的建设，特别是推进创业板与产权交易所的改革，丰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构建多层次、分工合作、界限清晰的金融风险分担和应对体系。要加大政府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强权益保护，加快信用评价机构的发展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创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此相对应，要继续推动国企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改革。在铁路、电网、电信、石油、银行等领域，引入竞争因素，真正实现从国有资产管理到国有资本管理的转变，打破民营资本进入的“玻璃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企业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二要围绕增加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两个消费型社会突破口，打好各个领域改革的配合牌。当前我国消费需求释放、消费结构升级正处于重要阶段，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把13亿人潜在的大市场，转变为现实的大市场。如逐步建立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初次分配水平。建立收入与效益相适应的机制，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改进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技术人员收入分配方式，推行年薪制、职工持股、技术和知识产权入股、股票期权制等分配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积极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增加农民农业经营收入。同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丰富健全投资引导机构及投资理财机制，鼓励社会各阶层将中长期储蓄性资金转化为多样性的投资形式。
三要围绕经济升级转型，重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目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低，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象非常明显。要改变这一掣肘，要加强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强化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健全自主创新的人才激励机制，通过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机制使技术成果产业化。不但要在社会舆论、立法和执法、经济和科技政策激励等各个方面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同时还要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与创新服务机制。运用财政专项资金鼓励企业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加强政策引导；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形成合力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企业办事成本。
犹如赫希曼所描述的“隧道现象”，大量车辆堵在交通隧道内后，驾车人只要相信和看到车辆缓慢有序前进，就不会产生混乱；但如果车辆完全无法移动，甚至出现交通秩序的混乱，人们就容易失去耐心。对于当前宏观经济的“三期”叠加效应，应当意识到中国仍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只要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在已经达成共识的领域有重点、有计划的逐步深入改革，就能为中国经济的前景赢得更光明与广阔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