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发展长周期视角观察国内外经济形势，进而作出科学判断，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经济发展的长周期以科学技术的周期性颠覆性变化及相应的产业结构大规模调整为基础，以此视角分析国际形势，可得到“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重要论断;分析国内形势，可总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逻辑。这一理论与创新驱动发展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互通声气，具有重要意义。
话题之一：世界经济三大突出矛盾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我们处在新旧动能交替过程中
■ 全球发展失衡，日益增大的分配不公引发社会动荡
关于全球经济形势，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有大量精辟论述，特别是他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应该说，这是我们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学的总纲。
“今天，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世界经济长期低迷，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问题更加突出。究其根源，是经济领域三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论述，简洁、明朗，一语中的。
第一，全球增长动能不足。具体的体现就是：推动经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升的“旧技术”已过度利用，潜力耗尽，其对经济的拉动力已趋式微;而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技术虽已知悉，或已在相当程度上展示出其巨大影响，但由于尚未进入全面商业化开发利用阶段，尚未全面改造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仍然不能担起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大梁来。简言之，我们正处在一个新旧动能交替的过程之中。
第二，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首要的表现就是，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并未因应而变。在19至20世纪的200年内，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之比约为2∶8。上世纪90年代开始，特别是中国携改革开放之力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后，200年不变之坚冰始被打破。2008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GDP贡献率达到50%左右，此后逐年增大。至2014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也开始与发达经济体平分秋色，目前，前者已接近60%。但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未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得到及时、充分的反映——新兴经济体并未因自己增加了对世界产出的贡献而在全球治理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其次，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而贸易和投资规则却未能跟上形势变化。众所周知，科学技术进步、国际分工深化以及跨国公司发展，正不断改变着传统的国家、地域、产业乃至产品的界限，因而，全球的贸易和投资格局始终在调整之中。然而，现行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却迟迟不能因应变化，那些基于传统贸易投资格局且充分反映发达经济体利益的规则，正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造成束缚。所以我们看到，近年来，围绕贸易和投资的国际纠纷有逐渐增多、愈演愈烈之势。再次，危机的延续，要求增强抗风险的能力，但是全球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目前，全球仍然处在高风险之中，集中表现为全球债务的不断恶化。据IFF统计，2016年底左右，全球债务已达到创纪录的217万亿美元，较2008年底翻了一番。这一规模已经相当于全球GDP的327%。然而，各国当局对此都讳莫如深。有人比喻说，如今世界对债务的依赖，如同醉汉对喝酒的依赖，每干一杯，醉汉会增加一分欣快，但是，宿醉的痛苦将会在明天显示，并需要很长时间去承受。
第三，全球发展失衡。近年来，全球GDP的蛋糕越做越大，但是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公，这种不公，既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也体现在各国内部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更为严重者，日益增大的分配不公已经引发日益增大的社会动荡，而且成为全世界动乱的主要根源。人们不无忧虑地看到：生产效率的提高，固然有增加产出之效，但分配不公问题可能更加恶化。
2017年底，若干国际组织都公布了它们对未来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基本的调子就是：全球经济短期稳定可期，但长期增长堪忧。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10月份的《世界经济展望》就明确指出，复苏十分脆弱，稳健增长也许并不能持续，许多地区的中期前景不尽如人意。关于未来的政策关注点，IMF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努力提高潜在产出。也就是说，IMF也认为，全球经济的问题出在实体层面，出在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难以提高方面。二是关注收入分配问题，希望全球增加的产出能被更多的人口分享。三是增强抵御下行风险的能力，其中，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是重中之重。经合组织(OECD)的《世界经济展望》则从投资角度切入：因为私人部门投资不振，全球仍然受需求不足之困。更严重的是，由于投资不足，人们寄予无限希望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无从实现。换言之，需求面的投资不振，反转来会导致供给面的潜在生产率提高不快。如此看来，全球的经济衰退确实十分严重，全世界还须打起精神来应对。
总之，虽已经历了9年的痛苦，全球经济仍未走出危机，恰如其分的判断应该是：全球危机进入了下半场。在这个可能还须耗费再一个十年的“下半场”，需要完成的任务或许更为复杂、更为艰巨：一是要继续消解造成此次百年不遇全球危机的各类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努力促使潜在增长率提高;二是消除危机以来各国当局采取的“超常规”宏观调控政策所带来的副作用;三是将使用更多的政策资源和国民财富，用于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四是面对全球大动荡大调整格局，寻求多重意义的“再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