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低迷、中美经贸摩擦等给前行的中国经济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我们可以通过苦练内功、深化改革开放、加强自主创新、夯实产业基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等举措，来冲抵经贸摩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服务业比重不断上升，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是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然趋势。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占比普遍在70%以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占比也连续多年超过了50%，今年第一季度更是超过了57%，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半壁江山”的地位更加巩固。国家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22317亿元，同比增长7.0%，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高出0.6和0.9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7.3%，比上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8.7个百分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3%，比第二产业高出24.4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5个百分点。
服务业是实现劳动就业的主力军，是新增劳动就业和吸收农业、工业领域转移劳动力存量的主要力量。现在中央提出“六稳”的举措，摆在第一位的就是“稳就业”。正常情况下，服务业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创造的就业机会比制造业高25%左右。近些年，我国经济运行下行压力在加大，但劳动就业依然解决得比较好，主要归功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和服务创新的不断增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创新，“互联网+传统行业”的发展模式在各领域持续发酵，以平台经济等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态不断涌现。这些新经济、新服务的出现，开拓了就业的新领域，有效地发挥了各类服务平台带动就业的效应，创造了许多新增就业岗位，舒缓了就业压力。
服务业领域技术进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长期以来，服务业给人们的印象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但自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来，这种格局已彻底改变。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技术进步对服务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使得服务业的交易范围日益扩大、交易频率显著加快，极大地提升了服务业的生产率，服务业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运用领域和技术进步的主要扩散对象，还通过消费者需求的反馈或者用户体验倒逼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
服务业的发展渗透性强，它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强调与农业、工业等的融合互动发展，在融合互动中既做大做强服务业自身，也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9年经济工作的七大任务，第一条就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部分的第一句话即强调“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强大的制造业是国之利器的“基石”，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根基”，是我国摆脱外部势力“锁喉”的关键。自主创新、产业升级，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然要在制造业自身下功夫，但也要借力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推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和互促互动，向服务型制造和柔性制造转型。这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既做大做强了制造业，也为现代服务业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要行稳致远，必须有坚实的现代农业。农业稳，是经济稳、社会稳、物价稳的基础。对于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而言，粮食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现代农业是一个大农业的概念，实现农业现代化，不能仅在“种植业”上下功夫，还要特别关注农业产前、产后问题，这基本上属于服务业的范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这些年农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大力发展服务于农业的服务业，建立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低碳绿色发展的有效手段。强大、高效、高附加值的现代化农业，离不开包括农村金融、农业科技、涉农物流、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村劳动力培训、农机租赁等为农服务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和战略，不会因为中美经贸摩擦而改变。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发展相对滞后。但是，信息技术改变了服务业难以跨境交易的困境，我国服务业也在日新月异地快速发展。这些因素客观上推进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正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生力量，使我国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十三五”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平均增速高于全球，2018年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5.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1.5%，已经连续5年位居世界第二。更为可喜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步增长，2018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额约为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20.7%，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32.4%，比上年也提升了2.5个百分点。积极利用外资，是我国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途径。2011年，我国利用外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业跃居利用外资的第一大产业。这几年，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迅速提升，始终稳定在60%以上，外资对服务业发展和结构升级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利用外资名副其实地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
冲抵外部环境变化，建设强大的国内市场是必然的选择。中国人口多、市场大，居民消费升级意愿强，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方面我们有天然的优势。国内外消费结构变化的普遍经验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闲暇时间增加，服务消费占比将不断提高，以“旅文体康养”为代表的服务消费正成为消费升级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可以预见，服务消费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方面将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服务业态和服务模式创新是近些年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新亮点。服务消费市场能不能形成和扩大，收入增长当然是基础性条件，但便利化、体验化和低成本也是影响服务消费市场的关键因素。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催生了新的服务方式、服务业态和服务内容，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拓宽就业方式、便利人民生活、提升消费质量、扩大服务消费市场有着积极的作用，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动能，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注入了新生力量。
首先，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前，我国居民对健康、养老、文化等服务产品的需求旺盛，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重点领域寻求突破，解决制约我国服务业供给的瓶颈问题，全面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
一是提高服务业供给质量，推动服务业结构升级。通过互联网技术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大力促进研发设计、商务服务与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鼓励支持生产性服务业的新业态、新模式，最终通过创新发展，激发生产性服务业的内在活力。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鼓励企业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挖掘用户需求，丰富和细化消费品类。促进无人超市、配送机器人等新业态和新模式有序发展。支持连锁便利店叠加更多服务功能，完善便捷、智慧、安全的服务体系。总之，可以通过大数据和互联网与生活性服务业的有机结合，扩大服务的可及性、便利度、舒适度，增强服务消费体验性，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二是切实降低服务业相关成本。尽快推进服务行业“营改增”法定化，在税率降低和税收档位合并方面探索新的空间。制定更为完善的税前扣除和征管细则，针对服务业企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对进项税额抵扣范围进行核定，加大服务业企业“简政放权”改革力度。逐步减少服务业的行政性审批，消减不必要的行政制约，剥离冗余的监管环节，真正建立服务型政府。积极有序开展专业化、社会化的职业水平评价，依据法律法规，进一步取消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剥离各种检验、认证、校准、评审等不必要环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抓手，增加特许经营行业的供给主体。严格规范涉企收费。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对涉企收费的范围进行明确和规范，减少各类执法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是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和潜力的重要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本质上是一种资源配置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高，则经济发展的潜力足，反之则说明经济发展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持续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强化技术进步在服务业的广泛运用，挖掘服务业的内在发展潜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加强服务业的融合创新，破解产业升级难题。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励服务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创新，把加快产业融合和创新发展作为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钥匙。从产业结构演进的国际规律来看，不同产业的融合发展和跨界融合，尤其是随着新兴技术的出现，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AI)和虚拟现实(VR)在生产性服务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应该大力鼓励先进技术的研发、生产和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要为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发展创造条件，将融合发展作为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关键;要有的放矢，在关键领域寻求突破，比如金融科技、数字化政务等。最终通过融合发展，找到结构升级的重点突破口。
把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作为产业融合创新的突破口。产业融合的一个关键表现，就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制造业把自身的产业链条向服务业延伸，提供更多增值服务。而服务型制造主要是指面向服务的制造，比如通过对消费者需求的快速反应，进行定制化、精准化、高效化的生产。和传统制造业生产、分销、物流、零售的模式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既有利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入制造业的发展过程，发挥其自身的作用，也有利于制造业企业找到自身产业升级的可行性路径。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制造业龙头企业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生产控制与运营、质量管理和后勤支持等环节向专业化、高端化攀升，并实现生产和消费的有效整合。
再次，创新服务业监管和治理方式。传统的市场监管体系主要依靠的是行政力量或个人的意志，对平台经济、分享经济、体验经济或产业跨界融合衍生出来的新经济、新服务很难适用。因为新经济、新服务借力互联网平台把商品或服务交易体系放大成几乎没有边界的非现场交易场景，传统的监管政策、监管方式、监管队伍对新经济和新服务的治理已经很不适应。创新监管思路，既要坚持底线思维，又要增强政策灵活性和时效性。对于新的经济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应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坚持负面清单，秉持“政府管理平台，平台制定细则”的基本原则，在质量控制、消费维权、税收征管等方面实施线上线下一体化管理。此外，应探索建立服务业重点领域的产业安全预警机制;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国家诚信分类体系和社会创新的容错纠错机制，推动信用社会建设，多部门联合建立激励守信惩戒失信的规则制度;健全司法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多元化的商事争议解决体系，最终形成企业、行业、社会和政府监管有效融合的社会共治新机制。
最后，推动形成服务业更高水平开放新格局。一是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制的准入措施。在健康医疗、文化教育、科学技术、金融服务、商务和旅游服务等外资限制较多的重点领域，逐步放宽对外资的进入限制，对外资的准入门槛、营业区域、股权比例、业务范围等给予更多的国民待遇，并进一步扩大研发设计、金融服务、货物运输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的开放力度。
二是持续改善对外投资的便利化水平。积极推动服务业的“引进来”与“走出去”平衡发展。尽快建立健全以“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新管理模式。加快服务业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深度变革。在确保真实合规的前提下，对有能力有条件开展对外投资的服务业企业给予政策保障和支持。持续推动中国技术、产品、设备和服务走出去。推动服务业对外经济合作向更高水平延伸，在开放竞争中提升中国企业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能力。
三是不断创新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变革。尽快推动数字贸易新业态下的管理机制改革，捋顺与新兴贸易形式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在跨境电子商务、无纸化通关通检等方面进行与时俱进的监管创新。加速智能化通关一体化系统的改革力度，探索跨境电子商务的分类监管模式，吸引境外消费的回流。逐步完善口岸服务功能，积极开展试点，以数字自贸区为指引，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服务贸易综合开放高地。最终，构建起服务贸易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作者：夏杰长，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