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冶方(1908.10.24—1983.2.22)，江苏无锡人，是中国经济学界几代人都敬仰的、一位颇具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作为先行者，孙冶方始终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进行独立思考，按照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的经济学思想，批判“自然经济论”。他是改革传统经济体制的最早倡导者，也是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孙冶方以自己创造性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为学界开辟了一条经济学发展的道路;又以崇高的人德，为经济学人树立了如何做学问的榜样。
从1978年底开始，我一直在孙冶方身边工作、学习。我对他的数百万字经济学文献进行了反复思考和研究，把他的经济学思想归纳为一句话：价值规律内因论和商品生产外因论，这得到了孙冶方的完全认可。他说：“你可以在这个题目下帮我整理材料，但不能越过这条线，否则，就不是孙冶方了。”
我认为，在这个大题目中最有实践意义和科学价值的成分是价值规律内因论。在这个大题目下，他经常论述的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经济思想。
(1)“最小最大”论，即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孙冶方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联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反复论述“最小最大”的思想，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最小最大”的发明者，从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看，实际上并不是孙冶方。早在1817年，李嘉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及至1821年，这部书的第三版广为流行。书中写道，国家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更多的投入来维持生产性的劳动;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大;在这两种增加财富的方法中，第二种方法自然是更可取的。当时，有一位匿名作者按照李嘉图的这个思想，写了《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小册子。其中说到，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马克思对这个思想极为赞赏，认为“这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命题。”马克思还把李嘉图的上述说法概括为：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他同时还强调，这在一切社会形态中都是适用的。
时间过了100多年，孙冶方把这一思想用中国化的经济学语言予以阐述。他在多篇文章中都指出，要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去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秘密，人类生活的好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效率的高低，要以更少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有用产品;或者说，要减少生产每一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研究一定的劳动时间内生产了多少产品，是劳动生产率范畴问题;研究单位产品中包含多少劳动时间即劳动耗费，是价值范畴问题。用最小的劳动耗费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就是要把个别的、局部的劳动，还原为大多数的、社会平均必要的劳动耗费的复杂经济运行过程。孙冶方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的内在矛盾即商品二重性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仍然存在，经济学要以“最小最大”为红线，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孙冶方用“最小最大”论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批评在“政治挂帅”名下搞空头政治、高消耗、低效益的顽症;用“最小最大”标准判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批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的体制;用“最小最大”论批评“权力经济学”，重新编写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因而使这个古老而朴素的经济学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绽放新的理论光彩。实践证明，孙冶方在“最小最大”论中所包含的思想是正确的，经济学界已经公认，“最小最大”是孙冶方公式。
(2)价值理论。孙冶方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与众不同。他坦言，我的价值理论源自恩格斯的价值理论。
孙冶方将恩格斯的价值理论运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一再强调，价值并不仅仅是商品经济所特有的范畴，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反映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在这个意义来说，它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共同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是通过交换价值表现出来的;而在共产主义条件下(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内部)，价值却可以通过统计、会计直接和具体地捉摸到。在量的意义上，价值就是物化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范畴。价值由包含在商品或产品中的劳动量决定。但是，在商品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却始终是不平衡的。尽管每一产品或每一商品中包含着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但如果它的产量供应超过了当时的社会需要，那么一部分社会劳动还是会浪费掉的。因此，效用通过社会必要劳动的形成来最终影响价值的变化，离开了一定使用价值的质和量，就无从谈论社会劳动“必要”还是“不必要”的性质。社会主义建设效益差、浪费大，就是因为我们缺乏价值观念，不对生产费用和效用进行比较造成的。孙冶方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存在和运动的规律，它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都不能取消的自然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作为社会化生产，它同样也存在着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机制。因此，孙冶方是价值规律内因论者，它反对价值规律外因论，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自然经济论”和“大锅饭”体制，进行了尖锐而辛辣的批评。
(3)企业扩权理论。孙冶方强调，企业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孙冶方在我国最早提出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分离的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并不象“自然经济论”所认为的那样，是上层建筑及法律关系，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关系。孙冶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独创地提出了划分国家和企业权限的“杠杠”。他认为，经营管理体制中“大权”和“小权”、“死”和“活”的界限，就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界限。属于简单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企业应该自己管的“小权”，国家多加干涉，就会管死，束缚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属于扩大再生产范围以内的事，是国家应该抓的“大权”，国家必须严格行使权力，不管或管而不严，就会大乱。区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唯一界限，是企业资金价值量。凡是不要求国家追加投资的，在原有资金价值量范围以内的生产，都是简单再生产;而追加新投资则超出了企业原有资金价值量的范围，因而是扩大再生产。孙冶方按照上述“杠杠”，批评了固定资产管理体制，转而要求把折旧基金原则上全部交给企业，由企业自主去搞挖潜、革新和改造。
(4)利润理论。孙冶方认为，利润是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综合指标。利润是物质生产部门职工为社会扩大再生产和社会公共需要，而创造的一部分物质财富。无论对于社会总产品还是个别企业总产品，c+v即成本越低越好，与此相应，m即剩余劳动就会增多。在价格合理的条件下，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完全是同义语，它们都是企业技术水平高低、经营管理好坏的综合指标。抓住了利润指标，就如同抓住了“牛鼻子”一样，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孙冶方认为，价格不合理，就会扭曲利润的作用。例如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如果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压得过低，按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实际上就把农民所创造的价值，算在了工业品价格上。孙冶方尖锐批评了斯大林通过“剪刀差”，向农民筹集国家工业化资金的超经济剥夺。不合理的价格，成了价值的“哈哈镜”，使得计划、投资和分配失去了判断尺度，因此，他极力主张按资金利润率调整不合理的价格。
(5)流通理论。孙冶方认为，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物质代谢过程，社会分工使生产实现了专业化，但要使各个生产部门的再生产能正常进行下去，它们必须以产品交换为媒介发生经济联系，实现生产的物质补偿和替换。因此，流通是社会化大生产不可缺少的环节。孙冶方还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全民所有制外部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交换，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之间的产品流通和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商品流通同时并存。要使社会主义流通(产品、商品)成为有计划的经济过程，孙冶方认为，我们必须研究流通中的各种具体问题，包括流通渠道、购销形式、网点设置等等。孙冶方一再强调，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中所论述的许多问题，如加速资金周转等，只要剔除资本主义的特殊属性，作为社会化生产的规定，对社会主义经济依然适用，因此，他在提出生产的“最小最大”论的同时，亦主张流通中也要研究如何以最少的垫支资金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因为等量资金的周转速度不同，获得的有用效果也是不等的。
(6)1970年代末，孙冶方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形而上学观点的批评。他批评斯大林对生产关系的定义，认为在生产关系之外孤立地研究所有制是有害的。所有制是一种财产关系亦即法律用语。经济学在研究特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及其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时，应该讲清楚以下方面。第一，用哪个阶级所有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又归哪个阶级占有。第二，交换的产品是哪个阶级生产的，又为哪个阶级占有。第三，被分配的产品是哪个阶级生产的又归哪个阶级所占有，从而用什么形式按什么比例进行分配。因此，所有制只能从财产的现实形态即生产关系的总和上来把握，而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意志关系来对待。我们在所有制上搞“穷过渡”的作法，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斯大林把所有制形式从生产关系中独立出来、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归属”关系，用政治运动来调整财产归属，结果把基于经济的所有制，变成了基于超经济强制的所有制，破坏了正常的经济利益关系。他批评斯大林对生产力的定义，认为把劳动对象从生产力因素中排除掉也是有害的。
孙冶方的经济思想和改革主张，以及他的许多理论活动，在当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都具有开拓性。他为中国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篇，主要归纳为以下方面。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自然经济论”的最早批判者。孙冶方以反“自然经济论”为大旗，揭露了“自然经济论”对实际工作的负面影响。我国经济理论界在一两个或者更多一些的观点上，就个别的、局部的观点批判“自然经济论”，并不乏其人。但是，还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能像孙冶方那样全面、深入、系统地对“自然经济论”进行过批判。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对传统经济体制实行改革的最早倡导者。孙冶方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以价值规律内因论为基础，以扩大企业经营管理权为突破口，要求正确处理国家和企业的经济关系，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物资流通体制、企业固定资产管理体制，以及对价格、利润、统计等各方面的相应改革。
孙冶方是我国经济学界创建社会主义经济学新体系的积极探索者。1950年代中期，孙冶方就认为：从苏联舶来的经济理论不符合中国国情，前者不乏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的弊端。1950年代末，孙冶方着手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就是为取代那些脱离实际的框框。当然，社会主义还在实践，还不能产生出成熟的经济学体系。但是，孙冶方坚持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抽象法，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产品为出发点，把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作为贯穿整个体系的红线，把对价值范畴的分析贯穿于各章，分析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而提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一次大胆的尝试和探索。
孙冶方是我国学术思想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为真理而勇于献身的典范。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六十个春秋，孙冶方非常重视实践，经常深入工厂、农村做国情调查，从中提出重大的研究课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他绝不把实践中调查获得的素材，按政治气候和政策要求简单地加以堆砌和描述，而是力求准确完整地按照马克思经济理论基本方法加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他非常重视理论，他深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准备不足，因此下大力气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敢于对“俄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甄别，剔出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条条框框”，按中国国情去检验、评审“舶来品”的真伪和适用性，在批判和独立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思想体系。
孙冶方在学术讨论中历来平等待人、虚怀若谷，热情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商榷意见，公开检讨并放弃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或自己认为应该补正的学术观点。孙冶方良好的学风，亦是经济科学发展的宝贵财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经济学动态》主编、研究生院经济系主任等职。现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会理事兼副秘书长、评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