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形势总的特点是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但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并未离我们远去，受国内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注定仍不平坦。要想继续夯实好中国经济来之不易的底部，须认真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
稳与进的关系
始于2007年的这一轮周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无比艰难的一个周期，迄今已运行了9年多。尽管这次下降幅度并非最大，但持续时间最长，且下降还在进行中，2016年的增速已创出1991年以来的新低。根据各方预计，尽管不会有硬着陆的危险，但2017年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可能仍将会进一步小幅下滑。这显示，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向中高速换挡减速和过渡的新常态特征非常明显，“L”型探底过程仍未完结。
为此，2016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稳增长不是僵化死守某一个机械的速度和点位，而是着重稳定发展态势、坚定发展信心，着重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和宏观政策等方面稳定现有局面、稳定全社会预期。彻底扭转市场对于增长前景的悲观预期，关键是真正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并以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特别强调，“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稳”作为前提和基础，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进”，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所谓“进”，核心是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有所进取”“奋发有为”，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应在“三去一降一补”、深化重点改革、振兴实体经济、创新驱动、生态环保和风险防控处置等方向上，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长期、全面停滞和全球化退潮、去全球化逆袭的巨大挑战，全球经济政策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分化和不确定性，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不确定性增大。2017年，欧洲的意大利、法国迎来大选，欧洲一体化再迎考验。再看国内，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或风险点：民间投资下滑势头并未完全扭转，房地产市场局部高泡沫风险尚未有效化解，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仍在进一步攀升，由此引发的债务风险尤其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也进一步抬升，上游原材料价格大幅攀升以及利率中枢有所上移将使制造业尤其是中下游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抬升、盈利空间受到挤压。金融领域的风险尤其突出。
2017年，稳增长离不开对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的防控和处置。“稳增长”与“防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不然。不解决金融风险的积聚问题，“稳”将无从实现，“进”将缺乏牢固的根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提高和改进监管能力，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风险的高度重视和特别强调，意味着今年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将有实质性进展。未来可以预见的改革方向是，构建各监管机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的监管体系，强化系统性风险的整体识别和预警，从宏观审慎角度把控风险，确保对各类风险点监管的全覆盖。
振兴实体经济与大力发展金融体系的关系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近些年我国却出现了部分资金“脱实向虚”的问题：影子银行过度发展，资金“空转”、自我循环，加杠杆、去杠杆导致股市“暴涨暴跌”，房地产金融过度繁荣，高杠杆保险资金频频举牌上市公司，一些实体经济成为资本游戏的平台……这严重干扰了实体企业的健康发展、扭曲了资源配置、加剧了产业空心化风险、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乃至拖累经济发展。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我国既存在资金“脱实向虚”的苗头，也存在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发展深度不足，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要求、难以满足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需要等突出问题，金融领域已成为我国经济结构中长期以来存在的明显短板。
针对这一情况，振兴实体经济、治理“脱实向虚”需从实体和金融两侧共同用力，着力解决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失衡，实体为本，虚拟为用，构建实体与虚拟经济之间良性互动的机制。一方面，尽快出台振兴实体经济的长期战略规划，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促进投资增加，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另一方面，应坚持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激发其活力、防范其风险，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和制度建设，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和机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设立创业基金、产业基金，通过打破刚性兑付、降低市场无风险利率，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领域，如此方能真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短期“三去一降一补”与中长期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短期来看，2017年仍需继续推动“三去一降一补”取得实质性进展。去产能应更多使用市场、法治的办法，“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去库存应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原则，“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未来需在“稳杠杆”与“控风险”之间寻求平衡，避免把杠杆率降得太快而导致经济硬着陆，造成就业困难甚至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降成本的关键是尽快降低企业明显偏高的税费负担，推进各项税制改革，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业态、新模式等行业、转型升级较好的企业定向提供税费优惠，继续降低社会保障费用，清理兼并名目繁杂的收费项目;补短板的重点一是生态环保、教育、就业、收入、社保、医疗卫生、生产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民生“短板”，二是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如农业、产业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城镇化等领域，三是诸多发展的软短板和制度短板。
就中长期而言，需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新活力，培育经济新动能。应加快推进国企国资、财税、金融、土地、城镇化、社会保障、生态文明等基础性重大改革，更好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增强发展信心。为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未来需要精准选择突破口，找好具体抓手，落实改革任务。其中，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作为长期以来最难啃的硬骨头，如何解决尤为令人期待。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推进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当下的中国，扭转生态恶化、减轻环境污染、治理雾霾肆虐已经成为广大民众最为迫切的渴望，成为我们亟须优先着手解决的紧迫性和必然性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必须远近结合，在有效应对好短期问题、保持经济合理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力气更多地放到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上来，放到促进经济社会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来。绿色发展的核心是处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坚持绿色发展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应对资源环境压力，推动产业结构从过度依赖资源环境消耗的中低端向更多依靠技术和服务的中高端提升，促使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产业加速淘汰出局，使绿色低碳环保的新产业、新业态快速成长。
处理好上述五对关系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真正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落到实处。对于处于转型升级历史关键期的中国，应追求高质量、有效益的经济增长，追求暖人心、惠民生、补短板的经济增长，追求绿色化、“低碳+”、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