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主题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权、动力、质量”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7年年会”上，吴敬琏、李稻葵、李扬、刘世锦、黄益平、管涛、哈继铭等诸多学者大咖总结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成果，同时也一针见血的提出了亟待改进的问题。
经济学家观点：
李扬：中国应对危机没有章法 国企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引进民间资本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虞
李稻葵：股民的产权最得不到保护已影响了整个经济运行 应建立专业的证券法律机构和成立并购基金以保证股市直接融资效率
吴敬琏：改革执行不力 钢铁产能越去越多 17年应加强法制促经济
刘世锦：一线城市人口是挡不住的 城市化模式应朝核心区加上大批小城镇的结构模式转变
管涛：中国经济陷入了滞胀
哈继铭：去年增长过度依赖地产和基建
黄益平：必须释放风险 政府总有兜不住的一天
论坛完整观点记录：
李扬：中国应对危机没有章法 国企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引进民间资本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虞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做法，美联储寻求救助的时候，有三类资产可以买，第一类就是信用类的债券，无抵押无担保的债券及第二类抵押债券，第三类权益。一开始风暴来的时候，买的是无担保无抵押的信用证券，就是所谓有毒资产。那笔钱全部打水漂了，后来转变为有抵押有担保的债券。
危机的时候他要买，危机逐渐过去他要恢复正常，要开始卖，你看最近他的资产负债表，国债占50%，抵押贷款债券占百分之三十几。我说他这个过程，他现在逐渐在缩表，他这个买到卖的过程，是一个他发大财的过程。美联储在救助这个市场，他财务上赚大钱了。因为他是在很低的价格去买的，买了之后他又没有消失，现在在价格比较好的时候他卖掉。
对比一下我们，我们都是没有章法，或者是用银行贷款的方式体现，或者在中国有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曾经去买，这几块都不知所踪。我们在救助过程中是赔钱的，政府宏观调控肯定要不断的买和卖，因宏观调控而赔偿，这个是不可持续的。由此涉及到一个相关联的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国企的改革问题。
我们看在西方发达国家在危机中，不惜用国有化的办法来救助危机，像美国、英国很多的机构都在这个过程中实际是国有化了。他有国有化，有私有化，我们其实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比较一下你就发现又是一个区别，他国有化的时候是在价格最低的时候国有化，几乎就是在市场上财务价等于零了，他买了，今天这笔钱是不得了的钱，他会在价格合适的时候卖掉。我们呢，我们是在市场最好的时候搞国有化，市场不好的时候搞民营化。
现在开始说国企改革，引进民间资本，你在市场不好的时候引进民间资本就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怎么界定国有资产流失?它的账目价值肯定是比较高的，现在不值这么多钱，你想把它卖掉，必须打折，这是提出的一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把这两个比较一下，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国有资产管理从管企业到管资产过渡是非常英明的。如果在市场不好的时候买进，好的时候卖出，既支持了企业，也强固了宏观调控的安排。这个过程我只看资产，不看企业，是这样一个逻辑。这个事其实是没有落实，三中全会这个没有落实。我今天在宏观调控和债务危机救助的财务分析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根据，这样做，政府是赚钱的，国有资产是增值的。谢谢。
李稻葵：股民的产权最得不到保护已影响了整个经济运行 应建立专业的证券法律机构和成立并购基金以保证股市直接融资效率
经过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现在产权保护的形势有一点变化。有一个群体他们的产权事实上没有得到认真的保护，而且直接影响到了我们的宏观经济的运行。涉及的人群多达一亿人口，二十多万亿的资产，股民散户，散户的产权没有得到保护，这就说到产权的本质是什么?去年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颁给了两位经济学家，其中一位使我80年代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深受影响，哈特理论贡献的出发点就是产权的本质是剩余的控制权。
在你合同中间可以跟别人签了合同里面没有讲清楚的，讲不清楚的情况下，谁有最后的控制权?根据这个观察，这是他从法律上做了很多的法律案例，最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的推论，他的父亲就是一个法律方面的专家。
根据这个看法，其实股民的产权是最弱的。当每一个股民买股票的时候，事实上签了合同，尽管他本人并没有看这个合同。当企业内部人没有按照这个合同履职的时候，小股民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人，没办法去实施自己剩余的控制权。
这个直接影响到宏观经济的运行，为什么这么讲?以去年为例，通过股市直接融资获得的社会融资总量是非常低的，IPO去年254家，只是融了1800亿人民币，二次融资，再融资，1.3万亿，拢在一起，1.5万亿，仅仅占到社会融资总额5%左右，整个固定资产投资5%，非常的低。杠杆率不断上升，很多企业发展必须要向银行借钱。
股市上融资融不到了，你要再融资，股民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没有信心。怎么办?发达经济体这方面有很多的探索，怎么保护股民的产权，办法很多。我总结三个主要的机制值得我们去一个一个探索。
第一个机制就是德国模式，德国模式靠什么呢?靠家族企业，靠大股东他长期持有股票，比如宝马公司，宝马公司匡特家族长期持有，小股民放心，你是长期的股票持有者，你干什么，我跟着你跑。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可以思考，目前我们股市上内部控制人控制的股票量是非常低的。比如去年王石他的团队控制的股票百分之十几，非常之低，而且之前更低。如果恒大上市，个人70%的股票，他承诺我不退出，这样小股民就放心了。如果恒大要转过去造汽车的话，造电动车的话，小股民也放心，你首先拿自己的钱往里砸，我跟你走。这是第一个机制，探讨家族式的个人法人长期持有股票。
第二个机制就是美国的机制，在市场上形成法律约束，小股民可以告。我过去几年不断提这个建议，我们的司法系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我的建议是在上海或者深圳专门成立一个高级法院，专门处理证券方面的违法机制。这一点美国的纽约联邦法院是专门干这个的，非常有效。
第三个机制也非常重要，去年初见端倪的，被打断了，在市场上要形成一个并购的基金。要专门找那些不靠谱的，内部人持股很低的股票拿出来，再重新上市。这个机制去年做了一半，很可惜，可能资金来源不对，但是从长远发展方向上讲，中国股市离不开这个机制。不能讲用别人的钱搞并购是错了，搞并购的基金永远是别人的钱，黑石、KKL就是这么起家的，如果没有黑石、KKL，很多美国大公司是上不去的。证监会在这方面应该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让子弹飞一会儿，探讨中国并购基金，这样才能让产权一步一步做实，从而改进宏观经济的运行效率。谢谢各位。
吴敬琏批改革执行不力 钢铁产能越去越多 17年应加强法制促经济
第一点意见，回顾一下去年的工作。我们在去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这里我插一句，对于“三去一降一补”，有人把它说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另外一种说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我是比较同意第二种说法的。
从它要达到的目的来看，去年我们在实现“三去一降一补”的目标上，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去产能、去库存和补短板上，成效比较明显。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三去一降一补”的另外两个方面，成效不那么显著，甚至“去杠杆”方面，不但没有去，而且杠杆率有所提高。这就使得最近一次政协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系统性的风险在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强”，或者用经济工作会议公报说的话叫做“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金融风险有所积累，部分地区困难增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点意见，我认为“三去一降一补”得失互现的主要原因在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够快、不够实。我这里讲的结构性改革，不是结构调整，而是体制结构和政府监管框架结构的改革。因为结构性改革推进的不够快和不够实，就使得市场不能够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不能通过激励创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达到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供给效率的目标，而只能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
第三点意见，在当前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在纠正资源错配，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过程中，一定程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和选择性产业政策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由于行政机关并没有确定什么是最优经济结构的能力，用行政手段进行“去”和“补”的资源再配置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有不小的负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用行政指标要求“去”和“补”，他总有办法绕过这个行政命令。比如最近发表的关于钢铁业去年实际业绩的报告就告诉我们，去钢铁产能，不但产能没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我们大概从2亿吨产能的时候就开始提去剩余产能，到现在11亿吨，越去越多。另外产量按照国务院的要求，五年实现压缩粗钢产能1.5亿吨，16年压缩指标4500万吨，但实际上钢铁产能是增加了，粗钢产量不降反增，2016年粗钢产量增加了1.2%。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压缩产能和降低产量的过程中，往往不是优胜劣汰。要按照指标来压缩，它往往变成压缩的是有更高效率的企业，而低效的企业并没有压缩，这种情况用行政指标是难以解决的。
第四点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就在于切实推进改革，使市场能够在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所以我赞成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作出的论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在2016年年初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五中全会决定的研讨班上，习总书记也是这样来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的，他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建立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要求的体制，用这样一个体制去实现“三去一降一补”，这样就是一个有效率的调整。
最后一点，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基础上，发布了多方面改革的指导意见和实施方案。有关“四梁八柱”改革的文件大部分都齐备了，这些文件规定的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问题是执行上，比较婉转的说，还不够得力。所以2017年要做的就是在执行上花更大的力气，使得这些决定、这些文件得到真正的落实，这就能够为我国的资源有效再配置和供给效率的提高提供一个坚实的制度基础。
比如说去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改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这个文件，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文件，而且他提出的一些方向、措施都切中实际，能够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许多问题。
比如它提出了平等保护，要改变过去那种分等级保护的状况，所以要求在立法上废止按照所有制的不同类型所制定的市场主体法律和行政法规，开展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专项清理。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加大对非公财产的刑法保护力度。这就涉及到立法部门的工作了。
另外一个涉及到司法部门的工作，坚持有错必究，抓紧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对涉及重大财产处置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民营企业和投资人违法申诉案件，依法甄别，确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使用法律错误的错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有些企业家缺乏信心，他造成了比如说外汇资本流失等等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举措。
另外，还跟宣传部门、意识形态部门、传媒有关，应该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使平等保护、全面保护、依法保护观念深入人心，营造公平公正、透明稳定的法治环境。这样一个文件在执行上我们应该要花更大的力气，使它真正的落地。谢谢。
刘世锦谈城镇化：一线城市人口是挡不住的 城市化模式应朝核心区加上大批小城镇的结构模式转变
最近两年的城镇化进程中，东西部地区在衰退，人也在减少，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还有其他一些大的都市圈在加速成长，人员包括资源都比较密集。像过去一年一线城市房价的飙升和这个是有关的，对这样一个变化怎么看?
总的来讲，还是符合中国城镇化到目前这样一个阶段的规律，其实发达国家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讲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是和大都市圈的要素聚集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现在已有的城市化发展的思路、战略、政策，不少方面与这种趋势要求是相矛盾、相背离的。
比如我们一线大城市一直采取用挡的办法，限制人口的办法，从几百万到了一千多万，现在到了两千多万，其实这个挡不住，是节节后退。问题的实质，你是承认并顺应还是不承认抗拒，已经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城镇化发展的这么一个规律。
你看一下现在咱们有些城市人口在大量的流失，有人愿意到你这个城市来，应该是非常幸运的，我估计若干年以后，各个城市都是要争人的。现在确实到了反思已有城市化政策的时候了，但是现在面临的现实挑战是什么呢?北京等一线城市已经过度拥堵，城市病已经很突出了，怎么办?这里面实际涉及到一个城市结构的问题。
我想讲一个基本的观点。应该由目前各种功能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域这样一个结构，转变为城市核心区加上大批的小城镇，优势产业支撑，快速轨道交通连接，高水平公共服务均衡配置的城市网络，朝这样一个城市结构转变。我稍微说具体一点，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比如北京在二十到五十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建成几十个小镇，大概十几万人二十几万人，然后你把北京这些科研、教育、媒体，特别是我们的央企总部可以过去，形成一大批大学城、科研城，石油石化、电力电信、装备制造、军工等这些小镇，是有产业支撑的，央企可以去，民企可以去，有战略支撑的等等都可以聚集在这些小镇上。这样的话，到那个地方去，住房可以更宽敞，生活成本可以下降，环境可以更好一点，至少比今天的天气要好。而且各位要进城，有高铁，到钓鱼台国宾馆开会，二十分钟就来了，其实生活质量是在提升的。这样一个城市网络，我概括为五个特点，第一就是大的城市结构应该是核心区+大批小城镇，也就是大集中，小分散。第二个就是有产业，这个小镇是有产业支撑的，职住结合，工作和居住基本是一体化的，减少流动。包容性发展，不能再驱散中低端人口，中低端人口走了以后，高端人口过不下去的。还有轨道交通连接，还有绿色低碳，如果我们形成这样的城市网络结构，聚集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可以进一步的提高。就从人口来讲，你再增加一千万也没问题，甚至可以增加更多。现在我们讲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动力其实有很大一块，你可以预期今后我估计几年的时间之内，大都市圈的这种网络的形成所带来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可能会成为中国经济应该是排在前面重要的增长来源。
要做这件事，实际是城市结构这样一个转化、转变，实际是相当难的。这事一旦做起来的话，你会碰到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理念政策和体制上的束缚。要做几件事情，我们这个题目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第一步还是解放思想。现在这个观念的问题变起来很难，但是必须要变。特别是我们城市的决策者这个观念要变，思路、政策要变。包括城市规划的方法应该相应的调整。第二就是今天讨论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这个事已经讲了很长时间了，三中全会把大的方向已经定了，问题是如何落地。另外我想说一下，在这方面改革推不动，有人有一种理由，要保护农民利益。其实恰恰你是把市场放开以后，才能真正的显示出农民的利益，然后再加以保护、发展。第三就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的机制应该有大力度的改革和开放，服务业首先对外开放，然后对内开放。我们搞城市化，我特别强调包容性发展，不仅是高端人士要有用武之地，作为中低端人才，更应该给他们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谢谢。
管涛：中国经济陷入了滞胀
我讲两点，第一要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比如现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我个人观察，中国经济陷入滞胀的状态，滞胀一般是经济停滞，美国受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当时出现了低增长甚至负增长，当时美国面临经济滞胀。但中国现在还有百分之六七的增长，通胀百分之二三。
第二个问题，货币政策的框架转型是非常迫切的。过去经验来看，加息预期长的时候，美国金融市场会调整，现在美国股市全面上涨，因为大家理解耶轮的表态，美国对经济前景有信心。中国货币政策有很多目标，有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央行资产负债表80%多都是外汇占款，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回到资本大量流入，我们货币投放原来通过再贷款，现在我们通过很多工具投放基础货币，很多是没有抵押品的。这个长此以往，对央行的市场信用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不论是从短期还是从中长期来考虑，货币政策的转型是非常迫切的。
哈继铭：去年增长过度依赖地产和基建
我就调增长的质量谈一些粗浅的看法。这几年增长的质量从某种指标上来衡量是有一定改善的，比如经济失衡的状况，投资与GDP的比重来看，这几年是有所下降的。原来是接近50%，现在降到45%、46%，这主要得益于消费的稳健和出口的明显下降。其实投资增长还是在经济当中起着一个过大的作用，比如以去年的情况来看，虽然经济增长达到6.7%这么一个水平，但是这里面受益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占比很大，我们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匡算，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直接对GDP的贡献达到2.3个百分点，间接的作用和直接的作用加起来更大，如果扣除了这两个行业的贡献，实际上剩下的增长只有四点多，甚至更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增长还是不够全面，过度仰仗房地产和基础设施。
投资背后不可避免伴随杠杆率的提高，第二个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可能就是在增长的过程当中，杠杆水平的变化。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增长，去年一点多，今年有望差不多百分之二，但是09年到现在整个债务占GDP的比重下降30到40个百分点，我们这些年来是上升了一百多个百分点。接下来非常有必要做一些分析，看债务率的变化情况以及未来可能造成的金融风险。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研究，用BRS这个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债务率与他长期债务率水平的偏离程度，似乎得出这么一个经验的结论，就是当一个国家的债务率与他长期水平的偏离度超过十个百分点之后，似乎很少有国家能够避免接下来出现的信贷危机。美国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07年、08年的时候偏离超过十个百分点，之后我们看到了金融风暴。在欧洲一些国家，比如西班牙曾经一度偏离度达到40个百分点，中国现在是什么水平呢?是30个百分点。如果你自身的长期水平偏离度过高的话，也会带来未来巨大的金融上的风险。可能最终还是要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努力的降低杠杆率，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增长的质量有保障，规避金融风险。我就说这些，谢谢。
黄益平：必须释放风险 政府总有兜不住的一天
今天我听大部分专家讨论似乎都是关于增长动力讨论比较多一些，我想讨论一个跟这个相关，但是是关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除了怎么样提高我们的增长潜力以外，如何保持金融稳定可能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也是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提出来的，比如不良率的上升，我们不知道数字是多少，股市、房市、债市的风险在不断的出现，再加上我们最近看到汇率的压力和资本外逃等等问题。金融风险经过这段时间，似乎是在很明显的增加，甚至是变成一个系统性的问题。
它的背后可能有一系列的因素，我觉得短期来看，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我们现在的风险更加突出。第一是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弱化，显然会增加金融风险。第二，今天碰到的增长减速最大的挑战是新旧动能转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的去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怎么样处置过去的这些金融资产，就会引发一些金融风险。
当然我们也有过去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以后造成的一些后遗症，尤其是在国企的杠杆率和地方政府的举债一些方面反应是比较集中的。金融风险一直有，但是在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发展更突出，但是客观来说，全世界来看，中国到目前为止，大概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这个客观来看，可能有很多具体的原因，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条。
第一是过去一直维持高速增长，说实话，有很多问题都在增长中化解掉了，或者解决掉了或者掩盖住了。
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兜底，有很多问题都政府出手都兜底兜住了。目前对政府来说碰到一个更大的困难，就是去年国际清算银行年度报告里面提出各个国家碰到的一个宏观困难叫风险性三角，第一是杠杆率全面上升，第二是生产率普遍下降，第三个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明显收缩。我想用这三条来套我们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显而易见，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
最后我想简单说一下，从对策的角度来说，到底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我的对策思考主要是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短期增长和长期增长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把过多的关注点放在今年怎么样，这个季度怎么样，事实上我们采取很多政策，在保短期增长的时候，不但不利于长期实现增长，其实是积累了很多的风险。这是第一个，我的建议是短期要放松，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第二个，我们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问题，过去所有金融监管考虑的都是微观层面的问题，但微观的监管说实话我们做的不是很好。但是宏观的层面其实没有一个系统性的监管框架，有问题了都是靠财政政策和货币问题把问题兜住了，但是这样的情形现在已经难以为继。简单来说，如果我们现在要改革监管的框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似乎是应该建立一套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
最后一个，还是要看稳定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我们过去的政府兜底的一个直接的好处，就是看不到有企业破产，看不到有债务违约。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问题政府都兜在后面，最后有兜不住的一天。
日本经济很明显，很长时间没有失业，没有破产，因为大家相互支持，直到支持不住的时候，系统性崩盘。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决定里头提到了，要释放风险点，风险点释放是我们保持长期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但我们过去一直说，似乎是做起来比较难，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僵尸企业能不能以比较快的速度平稳的出清。这个问题不解决，金融风险问题解决不了，金融资源提高效率也几乎不可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