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认识、适应、把握和引领新常态入手，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当前和较长时期内“怎么看”、“怎么干”的实际问题。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并初步确立了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形成以稳中求进为工作总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我们将十八大以来形成的这一经济政策框架称为“习近平经济学”政策框架。那么，这一经济政策框架的形成背景是什么?政策框架的基本性质如何?包含了哪些主要内容?从国际视角看，为什么说这一框架成为中国的全球倡议?
新常态下经济政策框架的建立，标志着“习近平经济学”的初步形成
政策框架，通常指一定时期、一定目标下由一系列政策构成，又包含这些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的政策体系。这个体系至少包括明确的政策目标、清晰的总体布局、具体的实施政策，以及对不同政策措施的组合协调，并已形成有机结合、有效实施、有力推进的整体，这样才能称作形成了较为成熟、可应用、可实施的政策框架。
从“习近平经济学”政策框架形成的背景看，我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必经阶段：从上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迈进，从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转变，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方式，从工业或第二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等)，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从中国市场到世界市场，从世界投资中国到中国投资世界。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及时作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为了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党中央及时提出了“习近平经济学”政策框架，使得中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从十八大以来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习近平经济学”已经具有非常明显的政策框架性质。
其一，政策目标明确，就是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解决经济条件发生深层次变化所凸显的结构性矛盾。更具体地来说，政策目标包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中间目标;以及推动“三去一降一补”的操作目标，等等。
其二，政策体系的内在逻辑清晰，从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到引领新常态，为解决中国经济“怎么看”、“怎么干”提供了明确的路线图。2014年，习近平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作出系统性论述，明确了对经济形势应该“怎么看”的问题;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深化了“怎么看”，又为“怎么干”指明方向;2015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写入“十三五”规划的发展主线，进一步明确了战略布局、主攻方向和总体思路;“三去一降一补”，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振兴实体经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等，成为2015年底和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工作重点。
其三，政策措施搭配紧密、协调一致、远近兼顾。“习近平经济学”紧紧围绕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总体目标，既制定出面向中长期发展的“十三五”规划，突出“三大战略”的区域布局;又确定了应对短期经济下行的政策，包括“三去一降一补”的一系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以及推动消费加快升级和扩大有效投资的重大政策，等等。
其四，政策更有稳定性，是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指导中国经济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系统性框架。实际上，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征程越来越凸显出明确的逻辑与方向：通过体制改革解放生产力、有效改善供给侧要素的投入及配置，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各类结构性因素的调整和优化，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长期和可持续。然而，确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最终构建完整的政策逻辑框架，这才是“习近平经济学”的最大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看，新常态下经济政策框架的建立，也标志着“习近平经济学”的初步形成，其提出的目标任务、发展理念、工作基调、改革主线、政策举措，将成为认识、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指南。
新常态下经济政策框架的提出，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从新发展理念到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工作任务，到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以新常态为内在逻辑的政策调控体系，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系统的政策与理论指引。
这一政策框架的实施，在短短三年内就取得明显成效，中国经济逐步趋稳，稳中向好、稳中有进，“十三五”实现开门红，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继续走在世界前列。这一成果不仅为世人瞩目，更令世界为之赞叹。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习近平经济学”来源于中国实践，又指导中国实践，这就形成了新理论指导新实践、新实践丰富新理论的良性过程，不断丰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创新实践。
经济政策框架主要内容：新常态是发展阶段总认识，新发展理念是转变发展方式总引领
“习近平经济学”作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确定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核心，逐步形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体系，从而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总体看来，这一政策框架包括以下关键内容。
其一，新常态是发展阶段的总认识。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现实依据，也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框架的根本依据。“新常态”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理论认识，也是制定政策的逻辑起点。所以说，新常态是“习近平经济学”的逻辑主线。2014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在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等九大方面的基本趋势，进而又概括为四大特点：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把握住新时期我国经济运行的核心逻辑，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到十年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改革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领域和任务，政府需要抓住的关键主体、关键环节。这些经济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就清晰可辨，中国经济的改革图景就豁然开朗了。
其二，新发展理念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总引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是逻辑严密的有机系统：创新发展解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不同系统之间、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性问题;绿色发展解决经济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国内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共享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可以说，新发展理念是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出的战略指引，是“习近平经济学”政策框架设计的思想与灵魂。其中，创新是发展的动力，协调是发展的艺术，绿色是发展的模式，开放是发展的助力，共享是发展的目标。五大发展理念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使科学发展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使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更具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
其三，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是改革任务的总核心。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怎样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也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习近平经济学”明确了政府与市场两种机制的定位，并把如何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确立为该政策框架的基本原则。
其四，稳中求进是实践推进的总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2016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延续了2012年以来“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并首次将“稳中求进”上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稳中求进”体现了“习近平经济学”的方法论，统筹协调经济增速、经济质量和运行风险这三者的关系。首先是“增长稳”，宏观目标要稳、宏观政策要稳、宏观增长要稳，为改革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同时并不要求各地达到统一目标，而是因地制宜，发展快的地区要“力争上游”、暂时困难的地方要“坚守底线”。其次，“调结构”被置于核心地位，不仅是短期的经济结构调整，也是中国进入后工业时代经济社会的整体转型升级。最后，“控风险”更加突出。特别强调要协调好“稳增长”和“调结构”，就必须把握好“控风险”的平衡点，处理好各种内外风险。
其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宏观调控的新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加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对接，实现短期措施与长期目标的衔接。这就超越了单一经济目标的宏观调控，而是通过改革与协调经济发展中的多重关系，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主要包括短期与长期、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实体与虚拟、国内与国际等多重关系。
其六，“加减乘除”是政策框架的总方法。明确突出问题、解决实际困难、落实工作任务，必须掌握“既中看又中用”的系统性方法。“加减乘除”方法论的设想，最初是由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全国两会上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首次提出。现在看来，无论是东北全面振兴，还是沿海转型发展，以及中西部加速崛起，都需要同时做好“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所谓做“加法”，就是增加有效投资，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有效供给，做到更为动态的“供需平衡”;所谓做“减法”，就是淘汰落后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减少政府对市场不合理干预和对市场主体不合理管制，降低实体经济企业各类成本;所谓做“乘法”，就是发挥创新对发展的乘数效应，创造创业、创新、创智的良好环境，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物联网技术和应用，提高教育支出密度、研发支出密度、人力资本投资密度、环保投资密度、经济地理密度、基础设施密度等，此外，通过对外开放增强全球配置资源能力，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放大乘数效应;所谓做“除法”，就是降低能源消耗密度、资源消耗密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避免各类发展风险。我们称之为习近平的结构性改革“四则混合运算”，既形象又准确，把极其复杂的经济发展思路说明得清清楚楚。
经济政策框架：从中国方案到世界倡议
面对极其错综复杂的各类经济风险和挑战，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中高速增长，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实属不易。如此宏大的社会实践，必然产生“习近平经济学”，这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实践与理论创新，也是中国框架向全球倡议迈进的重大创新。
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平稳运行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决定做什么、如何做、做得怎样，不仅影响中国，还将影响全世界。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进入新停滞时期，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都将进一步凸显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这些因素都会通过投资、贸易、资本流动等多种途径和渠道传导，影响中国经济金融稳定，增大中国稳定外贸、吸引外资、保持汇率和外储基本稳定的难度。但同时，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治理体系重构，又为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中，越来越多国家希望扩大与中国的投资经贸合作，这客观上又要求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充分利用国际产能合作的巨大空间，在推动国内富余产能走出去的同时，带动中国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
坚持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全球范围优化资源配置，为中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创造条件，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开放发展水平，是“习近平经济学”政策框架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产生示范效应和外溢效应的重要原因。因此，“习近平经济学”不仅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国内政策框架，还是包括“一带一路”、亚投行、G20倡议等在内的开放型国际政策倡议体系。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习近平经济学”政策框架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估，2016年中国一国的经济结构改革成果就超过二十国集团(G20)的其他所有成员。IMF在2016年12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16年世界经济增长为3.1%，中国将达到6.6%，总量达到11万亿美元，占全球增长总量(2.28万亿美元)的比重达到31%，贡献率超过美国(13%)。中国经济增长的外溢性更加显著，如果扣除中国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增长只有1.9%，这意味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框架已经进入了“全面开放、全面合作、全面参与、全面提升”的新阶段。
其一，统筹“两个大局”，制定中国全球发展战略。以推进“一带一路”为契机，加快实施全面“走出去”战略。从“中国”发展战略到“世界”发展战略，就需要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出发点，从主要配置国内资源转变为同时配置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从主要开发利用国内市场转变为同时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积极拓展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空间，不断提高发展潜力，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
其二，推动多边双边和自贸区发展，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谈判，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服务便利化。坚持“引起来”和“走出去”相结合，更加注重“走出去”。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提升开放层次维度。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引领者。
其三，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扩大与南方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进一步推进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金融贷款，参与和引领全球和区域大型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为中国创造更好的对外投资环境，提供更多的对外投资机会，特别是通过投资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人力资源开发等，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起到示范性、长远性作用。
其四，提升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从G20峰会到达沃斯论坛，从“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到第九届金砖国家峰会，随着全球性议题增多、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和全球治理难度加大，中国正在以越来越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等全球治理议题，倡导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合作理念，推动完善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
“习近平经济学”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性发展，又是与宏观经济理论的创造性融合。其不仅是“中国之道”，更是“世界之道”;不仅是推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引，更会成为推动世界从“逆全球化”走向“新全球化”的思想号召。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