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前，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内部及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等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独特背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并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会在各方面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将受到新的挑战与考验。同时，作为主要顺差方之一，无论从本国经济发展，还是从负责任大国形象考虑，中国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坚持内外并举。内部路径重在调整结构，外部路径重在协调关系，唯有内外联动才能使中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衡。从中国未来十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来看，在经济转型发展与扩大内需重要战略中，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必由“一带一路”的蓝海战略、陆权战略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战略和向西开放相辅相成。
【关键词】经济调整 再平衡 环境与社会 协调发展 经济投资与社会援助
【中图分类号】 F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2.003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所发生的改变也正改变着世界的原有规则。如何巧妙地遵循与适应这种改变并达到重新平衡，既挑战中国的智慧，也挑战世界主要国家的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把握这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与全球当前形势相结合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判断目前经济形势，对制订正确的应对措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济危机下中国的现状。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的实体经济下滑，外需大大降低，出口面临困难。而调整期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尽管如此，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向好，增长的趋势没有改变。此外，与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市场相比，中国现在的流动性非常充裕。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复苏的标志。中国面临着出口的压力，但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大，又处在发展阶段，完全可以用刺激消费、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中国经济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增长。
经济改革的方向。与出口相比，中国在增加国内需求方面的潜力更大，在未来40～50年间，中国要扩大城镇化的步伐，有很多方面需要进行投资，而且也将更多地转向城市型经济，这一经济形式将更环保、高效。除2008年4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之外，中国需要一个长期的更高层次的公共投资。因此，中国需要更好的战略来对公共支出进行融资。
完善资本市场。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能否将国有企业红利制度用于社保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大社保力度，并进行资源要素价格的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但是需要认识到，任何制度层面上的调整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和基本现实出发，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战略总体思路。全球经济在过去20多年间以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运行着，其间经历的东亚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等都是失衡的世界经济遭受不对称冲击的结果。全球经济失衡集中表现为美国巨额经常项目赤字的不断累积和中国等东亚新兴经济体及产油国经常项目盈余的持续增长。外部经常项目失衡是由失衡双方内部经济结构失衡所致，并受固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影响而成。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循环机制中，美国等提供消费需求，而东亚国家和产油国负责生产供给。这一机制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一旦美国等发达国家遭遇危机，不能提供足够的消费需求，整个世界经济将举步维艰，中国等顺差方在处于全面被动的同时并未享受到与其储备资产数额相对应的增长红利，反而成为转嫁危机的对象。
因此，全球经济再平衡表面上是实现外部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实质上则是实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内部消费、储蓄、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平衡。
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新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经济失衡得到暂时性调整。虽然造成失衡的循环机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全球经济再平衡也出现了一些新趋势。
经济再平衡目标从单纯的贸易再平衡扩大到各国间的平衡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的全球扩散表明全球经济失衡不仅只是贸易失衡，更涉及全球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失衡。G20在危机爆发后的巴黎峰会上就提出了包括公共债务、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及贸易账户等失衡评估指标，将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指标从贸易扩展到多个领域。
G20成为世界最突出的失衡治理机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更多话语权。G20不仅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更为平等的对话权，还为G20内的11个新兴经济体的分歧和差异提供了更好的协调对话平台，更为G20成员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提供了更多的接触机会。通过G20，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功实现了IMF投票份额的改革。
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名的国际经贸冲突将日益增多。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会要求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担起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义务，从而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名义实施新的贸易保护，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因此重新抬头，国际经贸冲突将不断增多。此外，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可能对国际经贸格局和再平衡产生新的冲击。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总体战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不断增强。同时，作为主要顺差方之一，无论从本国经济发展还是从负责任大国形象考虑，中国都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它会在各方面给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中美经贸关系将受到新的挑战与考验。
因此，中国在制定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时必须遵循以我为主、内外兼顾、积极参与、互利共赢的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失衡的主要顺差方，又是当前经济表现较好的国家，在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时面临着国际社会的重重压力。然而，中国毕竟是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自身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既非主要由我方造成，不可能仅通过中国的调整而得以解决。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我为主，把握再平衡的方向、速度和程度，承担力所能及的责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不能仅停留在实现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上，而应把战略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通过调整失衡的内外经济结构，变以往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为消费拉动，变以往资源投入驱动经济为创新驱动，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新的动力。其二，通过积极参与G20主导下的全球经济再平衡，发挥发展中大国的独特作用，维护本国和发展中国家利益，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其三，通过创造消费需求，逐步实现进出口平衡，实现经贸伙伴的互利共赢，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内外路径。中国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必须坚持内外并举。内部路径重在调整结构，外部路径重在协调关系，唯有内外联动才能使中国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真正解决困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实现真正的再平衡。
在内部路径方面，第一，通过机会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刺激国内私人消费，平衡储蓄和投资。受制于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预防性动机和传统消费观念，中国私人消费仍然增长乏力。现有的政策主要通过政府二次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推动收入分配结果的均等化，但忽视了机会均等化对于初次收入分配的影响。因此，在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等政策基础上，更要强化在教育、就业、创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机会均等化，稳步推进遗产税、赠与税的征收，适时适度减免民众实际税负。
第二，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价值链环节升级，降低“转嫁性”盈余水平。中国经常项目盈余有相当一部分归因于他国对华直接投资带来的最终加工装配品的“转嫁性”出口，这体现了中国目前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中国应更加重视所从事的价值链环节升级，从而真正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仍是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只有进一步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才能营造创新这一商业活动所必需的土壤，这比加大政府研发投入更为重要。
第三，提高虚拟经济效率，优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结构。金融是现代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中国应加快深化银行业市场改革，加强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和监管力度，提高金融为实体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虚拟经济的发展既有利于将经常项目盈余留在国内使用，又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还有利于刺激国内私人消费，是中国经济实现再平衡的关键之一。
在外部路径方面，第一，推动G20国际协调机制的制度化。G20比G8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当前欧美日经济复苏乏力，更具活力的新兴经济体势必在全球经济再平衡中拥有较之以往更大的话语权。中国需联合“金砖五国”等新兴经济体，推动G20机制的制度化建设，加强与发达经济体国内、国际政策的协调，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第二，加强与美日欧的双边协调，发展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协调。作为失衡最重要的顺差方和逆差方，中美如果能够真正实现经济结构再平衡，则全球再平衡水到渠成。这需要两个大国在追求国内经济目标的同时，协调双方的国内、国际政策。此外，为增强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降低失衡方向的集中度，中国要逐步改变对欧美市场的高度依赖，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还应不断扩大进口，为他国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其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消减“中国威胁论”，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美国强大的经济金融实力所确立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多方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先决条件，但人民币的国际化应遵循渐进、稳步和可控的原则。随着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的加快，中国政府和企业亟待提高应对浮动汇率制下的风险管理能力。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的金融格局虽然从总体上看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经过危机的震荡，各国的金融业均在反思中作出相应的调整，从而引起了全球金融格局的一些新变化。在这种变化的金融环境中，中国的金融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如何在发展中尽可能地避免危机的发生，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成为危机后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中国政府及时采取应对措施，经济成功实现了V型反转，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有利支撑了全球经济的双速复苏进程。尽管如此，欧洲部分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有可能将全球经济引向二次衰退，同时，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如消费需求不足、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内外交织的多重挑战。
通胀水平上升与经济增长下滑，“经济滞胀”风险不断增大。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急转直下的国外需求，中国政府果断实施扩张的政策刺激国内需求。2008年底，中央政府决定财政投资4万亿以刺激国内投资，2009年全年，货币供应量总额达到13.5万亿，增长了28.42%。在扩张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强大的刺激下，2008年的经济增长“保8”任务完成，2009年GDP增长率也达到8.7%。然而，在全球普遍的低利率和美国两次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国际环境下，在中国国内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下，通货膨胀水平日益上升。
一方面，欧美等国的经济衰退和贸易保护恶化了中国的出口环境。中国的GDP增长对贸易顺差有较强依赖，欧美又是中国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外部经济的变化极大地制约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不合理削弱了政策效果，同时经济刺激政策的效应也越来越弱，进一步的刺激措施空间越来越小，民间投资没有充分地调动起来，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而为了降低通胀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更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经济增长有减缓的趋势。此外，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而且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和越南等国的对外开放，依靠出口优势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将不可持续。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滞胀”产生的原因多是需求管理政策实施的结果。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应对危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促进国民经济有效需求的提高，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然而，当过多发行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时，通货膨胀便产生了。为了降低通货膨胀，当局往往实行紧缩的政策，货币政策的紧缩提高了利率，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增大了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经济增长下滑，“滞胀”便产生了。美国于1970年至1983年发生“滞胀”，经济增长率高，但通胀率也很高，因而实际增长率为零或负增长。
当前，中国如果不能有效管理通胀预期，不能遏制通胀持续上升，消除导致经济增长下滑的不利因素，就可能导致“滞胀”。中国经济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要警惕通胀持续上升、经济增长下滑所可能产生的“滞胀”风险。
国际分工体系变化和企业成本上升，带来重塑产业竞争优势的压力。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中国企业成本的上升，印度等国低成本和人口年轻优势的逐步凸显，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产业技术必须升级，才能继续保持优势。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处于较低的分工地位，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及其相互影响对中国现有的以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将产生巨大影响。不仅如此，中国企业也面临成本上升的挑战。金融危机后企业成本急剧上升。首先，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提高了企业的成本。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美元持续贬值，导致以美元计算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迅速。再加上人民币相对美元的不断升值，这些商品的价格换算成人民币，涨幅更高，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更大。其次，发达国家对于碳排放的设计，使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各个企业节能减排也加剧了企业成本的上升。
面对国际分工体系的变化以及成本上升的趋势，中国企业的竞争力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重塑新的竞争优势。
应对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趋势，中国经济面临新的考验。为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一种全球共识，这对于中国现有的发展方式提出很大的挑战。中国是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难度大，在向低碳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将需要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投入。而中国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现代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正是对传统能源需求增长迅速的时期，这必然导致温室气体的高排放。一方面是国际社会减排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让中国进退两难。因此，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低碳经济对现有生产结构、消费结构、外贸结构会造成很大冲击，直接影响后危机时期经济的顺利转型。第一，依照现在的发达国家对“碳关税”的设计，中国以前的劳动力低价格优势将不复存在，而与此相反，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价格将相对下降，技术领先优势更加明显。第二，先进技术的标准制定权一向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在低碳经济发展的大潮流中，发达国家无疑会利用其技术优势制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标准。其三，减排负担沉重。由于中国整体技术研发能力有限和技术水平落后的现状，发展低碳经济需要的设备和技术都需进口，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负担。第四，减排责任限制。减排是全球的共识，对于中国而言既是承诺也是责任。中国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全球有限的碳排放预算空间会使得中国在面临国内发展巨大压力的同时过多地承担碳排放等国际义务。发达国家对于中国也提出了不合实际的碳排放要求，这势必给中国带来较大压力。
全球主权债务危机加剧，中国经济也将遭受负面影响。自希腊问题之后，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相继爆出国内赤字问题，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实际上，就全球来讲，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目前普遍面临着高比例的主权债务，中国货币政策平台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债务危机。
可以设想，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必然最终影响整个欧洲经济，中国经济肯定也会受到冲击。这种冲击主要反映在外贸出口和热钱流入两个方面。从出口来看，首先受影响的是那些对欧元区出口依赖大的企业。因为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必将导致欧洲的进口需求下降，而且整个欧元区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又会抬头。此外，随着美元对欧元汇率的不断走高，在人民币对美元保持升值幅度的基础上，人民币有效汇率也将有所回升，最终也将不利于出口。
外汇储备规模增长巨大，管理体制亟待改革与创新。从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至2001年的17年中，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已经由516.2亿美元上升至30446.74亿美元，增加了近58倍，平均增长率为35.98%。尤其是近几年，在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下，国际收支由传统的经常账户顺差转变为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的“双顺差”，热钱流入进一步加剧了储备的膨胀。如此巨大的外汇储备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加大了自身管理的难度。而中国储备资产投资的现状给存量资产的管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剧烈，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增大。国际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从2008年4月历史最高点一度下降近40%，但到2010年9月又大致恢复到2008年的水平，此后大宗商品价格一直呈上涨趋势。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处于加工中心地位，原材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在整体贸易结构中所占比重比较大，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能源和初级产品的最主要的进口国之一。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更为明显和巨大，目前国际流动性依然过剩，同时在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及大宗商品供需缺口下，国际大宗商品一直处于高价位运行，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首先，加剧中国输入性通胀压力。由于石油等能源支出和食品支出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所占比重更大，国际大宗商品的市场波动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明显。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国际贸易向国内传导，提高了国内价格水平，导致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而且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前景好，对于大宗商品的需求会更加旺盛，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价格压力的输入。
其次，面临“第二轮效应”。粮食和能源等大宗商品涨价会造成当前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加重通胀预期。从理论上而言，只要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攀升的通胀也将回归理性水平。然而由于通胀预期的加重，员工会要求提高工资以保持购买力，而企业由于成本上升不得不提高产品服务价格。因此，只要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形成，企业和员工就会陷入涨价的恶性循环，即使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也无济于事。这就是所谓的“第二轮效应”，也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潜在危险。
第三，出口贸易形势严峻。由于中国内需的长期不足，经济发展对于出口贸易依存度高，而通过涨价转移生产成本的途径又行不通。这样一进一出导致企业的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出口贸易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中国经济的波动。
国际热钱大量进出，影响市场平稳运行。在金融危机后，由于国际热钱进出易造成经济泡沫，增加金融风险。导致中国目前房地产泡沫已经显现，给政府调控增加了难度，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热钱突然撤离会使泡沫很快破裂，造成市场的严重动荡，那时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热钱进入中国越多，外汇储备越多，就会迫使央行被动地增加货币投放。如果热钱不断涌入，人民币的需求就会上升，最终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人民币的持续走强又会吸引国际热钱的进入，将会造成恶性循环和降低宏观调控的效果。热钱进出扰乱金融秩序，冲击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吸引了热钱的涌入。这几年热钱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为了高额利润四处投机，主要涌入国内房地产市场、股市等领域，对经济健康发展造成威胁。而且，在大宗商品市场上也随处可见热钱的身影，这进一步助推了大宗商品价格的强势上升，增加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冲击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面临的挑战：资源、环境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亟需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统筹城乡与区域发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三是应对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与“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三大挑战。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经济发展不均衡、能源和环境瓶颈，以及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三项重大发展挑战。如果没有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大量的净资金转移，将造成金融资源分配在区域间的巨大差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内部及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失衡等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独特背景。
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一半劳动力在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一方面，按照国家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政策，还有大量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需要融资建设;另一方面，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阶段，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如何使长期处于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生产产品向低能耗、高附加值水平转变。
当前中国城镇化率刚刚突破52%，距发达国家80%左右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正是这个差距和压力决定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巨大空间，更决定了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里，中国城市化建设和产业升级转型发展的需求，将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动力。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中国也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国际合作，从中熟悉国际规则并寻求与掌控其发展空间。一方面，我们需要为国家的发展到国际市场“开发”资源;另一方面，在促进全球GDP增长的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建立从“开发”理念到“发展”理念的模式转型，并向投资对象国输出整套的可持续发展规划，以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相结合。
确切地说，就是只要中国继续成长，市场就会继续为中国所用。当中国成为整合全球的能源、资源、人口、资本和技术的主要大国时，这些生产要素必然开始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这将改变与中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相关联的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而国家地位的改变最终会导致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变。从宏观制度的层面来看，中国推动全球化的过程将是一个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过程，随着在全球的可兑换性逐步增强，人民币必将发展成为未来世界的主要货币之一。从微观市场供求层面来看，中国的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将是下一步改革突破口，但一直以来基础产业改革进展缓慢，出现很多垄断现象，并导致经济低效率运行，基础产业改革将释放未来经济增长潜力。
快速采取行动：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中国早在20世纪末就提出了启动内需的口号，但内需为什么却越来越萎缩?固然，收入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与教育、社会保障体系和住房的过度市场化是其中的两个主要原因，但人们并没有注意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关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和外国直接投资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而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又是造成收入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以世界工厂为标志。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分工，通过大力吸收效率驱动型的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企业间贸易来扩大出口。在能源、资源以及产品方面大进大出，以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依靠加工贸易，靠位于全球生产链中的低端劳动分工来参与整个全球化过程。事实上，中国目前的GDP里70%以上与贸易有关，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率，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将近60%。
从国内来看，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中国应该及早做出战略规划，借鉴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逐步实现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转型。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初衷相反，“大进大出”不仅没有解决沿海与内地之间的矛盾，反而导致了资金、资源和劳动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导向型部门，造就了畸形的外向与内需相分割的“二元经济”，成为内需长期无法启动、民族企业的投资机会被外资挤占并引发严重经济泡沫的主要原因。这种战略不仅没有沟通农业与重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反而却造成了重工业的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和高端技术仍被跨国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并成为高等教育没有出路、城市化发展严重滞后、“三农问题”成为死结和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的主要根源。笔者认为，中国将来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发展理念，应该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从“科学”到“思想”发展的战略转变，并以此制订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参与全球治理发展需求的战略和方法。这是当前社会制度危机对中长期投融资发展提出的重大课题。
然而，从国际上看，中国在非洲投资的跨国规划恐怕还要更进一步，由开发性金融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最近中东北非出现的政治动荡，尤其是中国在利比亚、苏丹等国的投资遭遇说明，只帮助资本输入国实现经济增长，还不能解决这些国家在经济增长后产生的一系列政治与社会问题。这些发展规划还必须加进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分配的问题，保证各社会群体共享增长的果实，才能期待这些国家政治稳定，从而减少中国投资的风险。但是这个问题恰恰又是中国在国内也没有能够很好解决的问题。未来中国在非洲投资的需要反过来要求中国必须先解决好自身在发展过程的社会问题。
制定超越经济的改革议程：经济投资与社会援助。从国际经济形势分析，经济再平衡目标从单纯的贸易再平衡扩大到各国间的平衡发展，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相似的起始条件和世界政治地位，使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内在的互补性和一致性。因为中国经济未来的长期增长，内在地包含了亚非拉国家的发展要素，亚非拉国家能否实现自身发展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甚至是必须依靠中国经济的发展。
援助与投资亚非拉可分为“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两种类别。欧盟国家侧重的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开发性金融正向规划投资非洲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不具有造血功能的“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其特点是“不可量化非物质性”“项目性”和“不可规划性”。所以，欧盟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不可能具有国别和跨国意义的规划;而具有造血功能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其特征是“可量化物质性”“整体结构性”和“可规划性”。在此过程中，欧盟只是作为国际组织的非政府机构，不可能像国家开发银行那样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以国家金融行为带动企业“走出去”采取正向国别和跨国规划的方式进行投资。这种“授人以渔”式的“正向规划”共赢模式正日益受到众多非洲国家和中国“走出去”企业的欢迎。
与此同时，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将对亚非拉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投资和社会援助，也就是“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两种类别的事一起做。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有国家信用的国家开发银行等开发性金融机构与非国家信用的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组织金融机构相比较，我们将如何融合“经济投资”与“社会援助”，这两个问题需要同时回答。因此，我们应该制定超越经济的改革议程，将经济投资与社会援助等方面的重要因素一同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同时，中国也应不断扩大进口市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出口市场，增强其与中国经济的黏合度，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消减“中国威胁论”，实现互利共赢，从而逐步改变在国际经贸合作方面，特别是在投资亚非拉地区和国家投资过程中出现的“政经二元化”格局。
展示对改革的信心和决心：推动“一带一路”向西开放，推进欧亚战略。中国经济正处在转换增长阶段和寻求新平衡的关键期。增长阶段的转换实质是增长动力的转换，是原有竞争优势逐渐削弱、新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原有平衡被打破、需要重新寻找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经济运行总体比较脆弱。在这一战略背景下，中央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主攻方向是调整经济结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的发展目标，必将成为传统发展方式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转变，而寻求经济增长动力和再平衡的重要战略，更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对改革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从中国未来十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情况来看，在经济转型发展与扩大内需重要战略过程中，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发展，必由蓝海战略、陆权战略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战略和向西开放相辅相成。其中，推动“一带一路”向西部地区开发，利用高铁作为基本交通连接手段，促进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一个陆权时代，使国家得以确立与蓝海战略相匹配的对冲态势。我们应该顺应新的形势，在继续提升沿海开放、向东开放的同时，加快延边开放、向西开放，拓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的空间，新一轮的援疆工作也应在这一大背景下加以谋划和推动。
建设由中国通往中亚、南亚、中东、东欧、俄国最后直至西欧的各条高铁路线将有力地带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贯通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将把沿线各国的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在各国制造出新需求，吸引来新投资。这将为地域经济一体化打下一个基础。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可以成为东部推动力，欧盟可为西部推动力，俄国可为北部推动力，印度可为南部推动力，各个方向的进展在中东汇合。
在推动“一带一路”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大战略下发展西部，使其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极，必然会引起向西部的移民。这种移民将缓解东部土地使用的压力，并为严格控制可耕地的商业开发创造条件。这将把开发西部的意义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发西部将不再是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自然延伸，也不再是一个单纯解决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社会政策，更不再是为了维稳而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措施，它将成为中国国际大战略的重要支柱;西部开发将促进传统发展方式向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规划的转变，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这一陆权战略将从根本上扭转过去30年来由于单纯依赖蓝海战略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结构不平衡和社会发展不均衡，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与社会问题。
综上所述，建设高铁推动“一带一路”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带来中国西部的迅速发展。西部的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将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装上第二台发动机。不仅如此，它还将帮助中国解决过去30年来蓝海战略带来的严重的发展失衡问题。这是一个值得中国在21世纪认真考虑的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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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conomic Adjustment and Rebalancing Strategy: Insight,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Liu Weiping
Abstract: At present, the im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s within and among social sectors have become the unique backdrop for China’s reform and development.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has become a major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and is deeply 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system. Its influence on the world economy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will exert enormous pressure on China in all aspects and the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ll face new challenges and tests. At the same time, as one of the major trade surplus nation, China is an important force in rebalancing the global economy both in terms of its ow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image as a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China must take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or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balanc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internal path focuses on adjusting the structure and the external path focuses on coordination of relationships. Only with combined internal and external efforts will China be able to truly solve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plagu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economy in a relatively relaxe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further achieve real rebalancing.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in the coming decade or decades or even a longer time, in the important strategy of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moder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will co-develop with the blue ocean and land-based strategi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Eur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rategy and the strategy of opening to the West.
Keywords: Economic adjustment, rebalancing,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economic investment and social assistance
刘卫平，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教授、研究员，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世界经济、经济与社会、国际金融、国家发展战略。主要著作有《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研究》《全球领导力》《约翰•桑顿在中国》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