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中国社科院“与改革开放同行”系列智库论坛第二场开幕，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研究员蔡昉发表题为“中国发展奇迹的世界意义”的主题演讲。
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协调办公室承办，新华网思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协办。
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复利效应?中国的人口红利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才发挥作用?现阶段人口红利退坡，中国又该如何持续挖掘经济潜力?跟随思客君，一起来看蔡昉的精彩观点!
本文根据演讲实录整理：
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最合适的是“奇迹”这两个字。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一般认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但1978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与世界上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当时，中国也是非常内向的经济，出口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1%，进口仅占5.6%，两项加起来仅为9.7%。而且，出口的产品中75%以上是农产品或是农业加工品。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1978年到2017年，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9年平均每年9.5%的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任何国家或地区曾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增长，并且我国对外贸易每年增长的平均速度达到14.5%，在人类经济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这么快速从封闭经济变成开放经济。
在这样的增长速度下，2009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出口额超过德国，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并且97%以上的出口产品是制造业产品，所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曾经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国家，最早是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世界工厂”变成美国，二战以后“世界工厂”变成德国、日本，现在变成中国。
2013年，中国贸易总额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去年中国人均GDP达到8640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在此过程中，七亿多人口摆脱国际贫困线标准，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在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
后来到了亚洲，日本是东亚奇迹的一个代表，也是亚洲第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50年开始，那个时候日本人的预期寿命为60岁，也就是说可以活到2010年。在这期间日本每年的经济增长平均是4%，因此一个日本人临终时会发现，其生活水平改善了接近10倍，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1981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68岁，过了30年，到2011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年均增长8.8%，已经显示出复利的效果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感受到的生活水平的改善，已经超过了10倍，超过了所有的历史记录。
如果一个1981年出生的中国人预计活到2049年，正好是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的时候，假使人均GDP 8.8%的年经济增长还保持的话，中国人一生中可以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改善，大约可以是数百倍，是前所未有的。
尽管8.8%的人均GDP增速不会一直保持下去，但今后保持中高速的增长速度，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经济发展是无意识的行为结果吗?
在国际环境中活跃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怎么解释这个成就的取得，每个人的看法还是不一样。正如凯恩斯说，许多人往往是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俘虏。
有两个已故经济学家的观点支配着国际上经济学家评价中国改革和发展，比较有代表性。
第一个是钱纳理，曾任世界银行的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他认为，一个国家只要纠正体制弊端，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不管这个国家是否具备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其实不具备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是因为改掉了弊端，因此就回到了原来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因此，有很多经济学家，比如克鲁格曼，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是一次性的，不会长期持续，也谈不上什么奇迹。
这些经济学家一直这么说，但解释不了中国经济到今天还在快速增长的事实，年均9.6%的增长率保持长达40年，怎么能说是一次性的效应呢?因此，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第二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已故经济学家是哈耶克。哈耶克说，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看到的一个好的结果，实际上是人类无意识行为的一个非预期结果，即人们没有想到会达到这个结果，只是盲目地去干，最后形成了一个看似好的结果。
有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引用这句话，说中国改革开放是经典的案例，注释了哈耶克的无意识结果的假说。这个论断的第一个错误是忽略了改革的出发点。第二，这个论断也忽略了改革中企业家、农民、工人、各级干部的心血和汗水，把他们的改革努力都一笔勾销为无意识的行为，这是说不通的。
什么是人口红利?
过去我们强调人口多和劳动力丰富是国情，后来发现这个国情也可以说是人口红利。
在改革开放的40年里，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长，每年增长1.8%，劳动力供给是丰富的，是便宜的。
与此同时，每年又有大量新增人口进入到劳动力市场，新增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比存量劳动力高，因此人力资本得到改善。
从资本角度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多，人口抚养比低，这样的人口结构有利于储蓄，因此我们改革开放时期具有比较高的居民储蓄率。同时劳动力无限供给，也会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因此在这个时期储蓄率高，资本积累率高，回报率也高，自然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因素。
再看生产率，或经济学家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资源重新配置，也就是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产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产业，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这几十年来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因素都和特定的人口结构相关，所以我们把它叫作人口红利。有了这些因素，把它放在总体生产函数中，就得出了比较高的潜在增长率。我们估算，在2010年之前30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10%，中国也的确实现了大约10%的实际增长速度，这是高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一直都在，但中国经济为何在改革开放后才实现高速增长?
人口红利印度有，非洲也有，改革开放之前中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也倾向于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只有在改革开放时期才实现了高速增长。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充分条件，就是改革开放。
以劳动力流动为例看改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第一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对农业生产增长的贡献为46%。同时生产率提高以后，农户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可以从生产率低的部门退出来。这是资源重新配置的第一个步骤。
劳动力从农业退出以后还要有相应的改革，他们才能流动起来，从农业流向非农产业，从农村流向小城镇，再流向各级城市，从中西部流向沿海地区。
第二个步骤就是劳动力在产业间、城乡之间的流动，也涉及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农产品、自带口粮到邻近城镇就业、票证制度的改革，以及用工制度的改革等。
第三个步骤，流动以后要真正进入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进到非农产业，进到乡镇产业，进到非公有制经济，进到沿海地区，直至进入国有企业就业，这个过程也需要一系列的改革。
因此，这个过程既是改革，同时又概括了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以及如何把人口红利转化成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
这个过程是我们改革成功的体现，同时也必然是一个增长和分享的过程，因为其核心是重新配置劳动力，使就业更加充分。
到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之后是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达到了低谷，之后是迅速提高，这些因素相应都改变了过去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变量。
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工资提高了，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在加快丧失。新增劳动力越来越少，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
劳动力开始短缺，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了。农民工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也大大放慢，资源重新配置的空间也缩小了。
因此，利用这些新的变量进行测算，发现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了一个台阶。特别是2012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在下降，实际增长率也在下降。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高速增长的时期，因为中国不再具有人口红利，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依靠改革红利。
中国人口众多，劳动力总量巨大，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官方的统计数据表明还有27%的劳动力务农，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只有4%的劳动力在务农，一些和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中高收入国家也只有12%的劳动力从事农业活动。
因此，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潜力还很大。要实现这种转移，必须靠改革。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就可以促进劳动力进一步转移，进一步流动，进一步进入到城市。
通过这种改革，可以得到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的改革红利，也就是说改革可以使潜在增长率在原来基础上提高。
从长期看，它可以使潜在增长率下降更缓慢一些，维持高增长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才能支撑我们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