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当前内外部压力和问题的暴露决定了中国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2019年中国必定将踏上改革开放的新征程。2019年也必定成为中国摆脱新常态低迷期、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年。
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的裂变期、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以及中国新一轮大改革的推行期，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历史方位与国际方位，这也决定了2019年经济运行的模式可能发生变化。
经济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态势
在保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下，2018年世界经济结构的裂变、市场情绪的巨变、微观基础的变异、经济政策的叠加错配以及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进一步的集中暴露，改变了中国宏观经济2016年以来“稳中向好”的运行趋势，宏观经济核心指标在“稳中有变”中呈现“持续回缓”的态势，下行压力持续加大。这说明中国宏观经济既没有“触底企稳”，也没有步入稳定复苏的“新周期”，反而在内部“攻坚战”与外部“贸易摩擦”的叠加中全面步入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阶段。
核心CPI的小幅回落、GDP平减指数的下降以及产出缺口由正转负，说明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回落的因素兼具周期性波动和趋势性下滑的特性，中国经济增速回落还没有触及底部，“L型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并不成立。
“美国退群”和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不仅宣告了中国外部环境的质变，同时也说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结构与秩序已经发生裂变。这种变化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超预期回缓”的关键。中国宏观经济外部环境的动荡与冲突的常态化意味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步入新阶段，中国开放战略及其管控模式必须作出调整。
中国宏观经济步入新阶段的核心标志不仅仅在于各类宏观数据改变了2016年以来的稳中向好的态势，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市场社会情绪的剧烈波动。这些市场情绪的剧烈变化不仅集中体现了市场主体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状况的担忧，更为重要的是对未来面临的战略问题及其应对措施的疑虑。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微调难以起到稳信心的作用。
与以往不同的是，在各类宏观参数回落和市场情绪变化的背后隐藏着更为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和三大经济主体的行为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异。一是企业家在生存空间挤压下行为模式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设备工器具投资和扩建新建投资持续低迷，真实投资意愿始终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投资反弹的基础并不牢靠;二是消费者在房地产去库存中债务率大幅度上升，居民净储蓄余额开始出现下降，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三是在层层行政督导和持续管控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不仅没有出现传统的换届效应，反而出现了新型的为官不为的现象。这些微观基础的变化以及微观主体行为模式的变异意味着当前很多参数的下滑不是短期波动，而是中期趋势性回落，短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在短期改变这些微观主体的行为模式。
系统性金融风险虽然总体可控，但债务水平的高筑、盈利能力的下降、结构性体制性问题的回旋空间大幅度缩小、未来不确定性的提升以及悲观情绪的蔓延，都决定了不同领域的短板效应将加速显化，局部风险将在汇市、股市、债市、房市及其他金融市场持续释放。
宏观经济运行大逻辑
必须看到，我国发展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不会改变。
2019年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新阶段的关键一年。一是经济增速换挡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阶段性底部还没有呈现;二是结构调整远没有结束，结构性调整刚刚触及到本质性问题;三是新旧动能转化没有结束，政府扶持型新动能向市场型新动能转换刚刚开始，新动能难以在短期中撑起中国宏观经济的基石，宏观投资收益难以在短期得到根本性逆转;四是在各种内外压力的挤压下，关键性与基础性改革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新一轮改革开放以及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经全面出现。
世界结构的裂变决定了即使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和解，世界经济周期整体性的回落、全球金融周期的持续错位、中美摩擦在其他领域的展开也都决定了2019年中国外部环境将面临持续恶化的风险。2019年中国出口增速的回落、贸易顺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币汇率贬值承压以及局部外向型产业和区域出现明显回落将是大概率事件。近期中美贸易谈判的高度不确定性也决定了2019年宏观经济参数恶化的幅度具有不确定性。
2019年将面临经济下行周期与金融下行周期的重叠，外需回落与内需疲软的重叠，大开放、大调整与大改革的重叠，盈利能力下降与抗风险能力下降的重叠。这决定了2019年下行压力将持续强化。
问题倒逼改革。2019年将以中美摩擦和解、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为契机，在开放、深层次结构性问题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倒逼下，全面开启新一轮全面改革开放浪潮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将重构中国经济市场主体的信心，逆转当前预期悲观的颓势。
2018年各类市场情绪的剧烈波动提前释放了各种悲观情绪，自三季度以来“六稳政策”的出台和落实将在短期有效对冲2019年经济下行压力，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掀起，决定了2019年市场信心将得到有效逆转，宏观经济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场主体预期的要好。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当前所面临的经济持续下滑的压力难以简单依靠短期稳增长政策得到有效缓解。外部环境的恶化、市场情绪的波动、微观基础的变异、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和风险的累积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扭曲，都需要中国利用新一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进行化解和对冲。
宏观经济预测与近期表现
根据上述定性判断，设定系列参数，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9年核心宏观经济指标预测如下：全年实际GDP增速为6.3%，比2018年下滑0.3个百分点，由于GDP平减指数下降为2.8%，名义GDP增速为9.2%，较2018年下滑0.6个百分点。投资增速持续下滑的趋势有所缓和，但疲软的态势难以根本扭转，预计全年投资增速为5.9%。消费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缓解，但深层次问题短期内难以根除，预计全年消费增速为9.0%。外部环境可能会继续恶化，预计全年出口增速为6.1%，进口增速为16.1%，贸易顺差为994亿美元，实现基本平衡。随着内外供需平衡的进一步调整，2019年价格水平总体保持较为温和的状态。预计全年CPI上涨2.4%，PPI上涨3.4%，GDP平减指数涨幅为2.8%(见表)。
这些预测数据进一步表明，2019年上半年宏观经济的短期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特别是近期经济形势出现的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变化，可能意味着负向产出缺口开始扩大，宏观政策需要再调整和再定位。正因如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总需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实施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结构性政策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国资国企、财税金融、土地、市场准入、社会管理等领域改革。社会政策要强化兜底保障功能。
第一，消费和出口等终端需求加快下滑。2018年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仅为8.1%,较上年同期增速回落2.1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只有5.8%，较上年同期回落3.0个百分点，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名义同比增速仅为2.1%。消费是个慢变量，如此持续大幅的回落说明经济的消费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在本轮房地产去库存中居民债务率大幅攀升导致消费基础受到严重削弱，尤其是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忽视了市场主体的应对策略调整，居民通过消费贷变相加杠杆将“长期贷款短期化”，反而加剧了短期风险和对消费的“挤出效应”。与此同时，外贸回落也开始显现。2018年11月季调后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增速大幅回落至5.7%，较10月下滑7.7个百分点，进口增速为2.7%，较10月回落13个百分点。进出口增速的大幅下滑，显示“抢出口”效应充分显现后，外贸增速的真实回落。实际上，2018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较上年大幅回落超过1个百分点，中国不可能持续“独善其身”。
第二，制造业PMI跌入临界点以下，民间制造业反弹高点已现。2018年制造业增长平稳，带动民间投资增速回升至8.7%，增速显著高于国有控股企业。但随着出口增速的放缓、制造业去库存周期的开启以及民企债务风险加大，民间制造业生产和投资面临较大下行压力。2018年12月制造业PMI大幅跌至临界点以下，显示制造业景气度明显减弱。目前在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除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略高于临界点以外，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表明制造业企业产品订货量和用工量有所减少、原材料库存降幅有所扩大。从PMI的相关指标看，新出口订单、进口、采购量、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出厂价格均已陆续进入收缩区间。
第三，各类价格指数全面出现环比负增长，工业利润增长由正转负，面临通缩的压力加大。2018年11月份CPI、食品CPI、非食品CPI环比分别下跌0.3、1.2和0.1个百分点，PPI、生产资料PPI环比下跌0.2和0.3个百分点。在30个细分工业行业中，环比价格出现下跌的行业数由2018年10月份的4个激增至11月份的12个，其中6个出现同比下跌。与此相一致的是，2018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由正转负，从10月的增长3.6%转为下降1.8%。
第四，财政收入跌幅扩大，财政平衡压力加大。自2018年10月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11月份公共财政收入、中央财政收入、税收收入同比分别负增长5.4%、14.8%和8.3%，不仅连续2个月负增长，而且下跌幅度扩大，跌幅较10月份分别提高2.3、7.7和3.2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短期财政收入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第五，金融内生性紧缩压力加大。一是前端利率与后端利率走势分化。虽然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市场流动性有所改善，但向“宽信用”的传导机制并不畅通，市场风险偏好有所下降，信用利差处于2015年以来的高位。尽管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上年初的3.9%降至目前的3.3%左右，但是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利率则从5.8%持续上升到3季度的6.2%。二是不同所有制企业利差分化。上年民营企业信用利差上升近2个百分点，显著国企的变化。随着目前中美利差收窄至零附近，在人民币贬值压力下，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有限，只能加快提升货币向信用的传导效率。三是货币发行和创造的分化。受外汇占款余额持续下降等因素影响，M0和M1
增速较快回落至2.8%和1.5%，因此尽管货币乘数已达到6倍以上的历史最高位，M2增速却持续低位运行，已经连续7个季度低于名义GDP增速，成为总需求不足的原因之一。
对2019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和短期下行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9年经济工作已经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全面正确把握宏观政策、结构性政策、社会政策取向，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包括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等。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必须清楚认识中国经济的历史方位和国际方位，防止出现战略性的误判以及随之而来的工具选择的错误。一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世界经济结构和秩序进入裂变期，大国之间的博弈进入冲突期，这需要我们进行国际战略调整和重构。二是2018年中国经济的“稳中有变”与“持续下行”标志着“L型触底论”和“新周期论”已经破产，中国经济结构转换的关键期、深层次问题的累积释放期和中国改革的新窗口期决定了中国新常态全面步入了新阶段，这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开启第二轮全方位改革开放和第二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结构性与体制性问题。
全新思考世界结构裂变期中国的战略选择。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面临全球结构裂变而不是简单的分化。外部风险的恶化具有趋势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的特征。像过去二十多年那样的全球政治经济平稳期已经过去，未来一段时期冲突、摩擦、重构将是常态。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来应对世界结构裂变带来的短期挑战，特别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中要以自由主义对抗新保护主义、用多边和双边主义对抗孤立主义、用新合作对抗新冷战;二是在坚持以新开放应对挑战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裂变期世界经济的各种基本参数发生根本性变化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重返过去的战略路径，必须重构新开放发展的实施路径，对于中短期面临的问题要有战术安排。
必须认识到目前很多宏观经济问题不仅难以用宏观调控政策加以解决，同时很多问题本身就是持续使用宏观调控和行政管控的产物，我们不能用宏观政策调节和行政管控来应对基础性利益冲突和制度扭曲所产生的问题，基础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决目前结构转型时期各类深层次问题的关键。2018—2019年，外部环境的恶化、内部问题的暴露以及改革主体的绩效恶化为大改革提供了绝佳的窗口期，我们必须顺势而为，利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以构建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为目标，推出新一轮改革开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要以改革的精神来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国201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中期经济增长政策、转型期结构性改革和基础性改革进行分类，防止各类政策在目标配置、工具选择上出现错配，避免出现市场工具行政化、总量政策结构化、行政举措长期化、宏观调控泛化等问题;二是宏观经济政策要定位于配合“大改革、新开放”，为新一轮改革开放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环境，强化底线管理、全面缓和各种短期冲击;三是要正视改革疏导宏观经济政策传递机制、改革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需要一个过程，需要基础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调整时必须前瞻性地考虑目前大改革、大调整带来的宏观经济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谬误等问题，避免宏观调控在“过”与“不及”之间摇摆，进而成为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的核心原因之一。
第一，“稳增长”依然要定位于底线管理，必须清晰区分周期性波动与趋势性变化之间的差别，科学制定宏观经济短期增长目标和底线管理的界限。从目前产出缺口由正转负的变化来看，稳增长力度需要加强，但0.02%的缺口意味着短期需求管理的力度不宜过大，而必须容忍2019年0.2-0.3个百分点的趋势性下滑。但如果经济增速回落到6%，就业缺口将达到300万左右，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及创造良好改革环境不利。因此，2019年经济增长目标取6.3%较为适宜。
第二，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消费增速下滑的内在原因，巩固中国3亿中产阶层的消费基础是工作的重点。适度容忍投资增速的回落，提升投资收益率是降低债务率和杠杆率的核心，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不宜超过6%。
第三，要充分重视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在调控不同政策目标上的功能差异，同时充分考虑大改革与大调整时期各类宏观政策传递机制的变异，防止政策错配与合成谬误的泛滥。
第四，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效，在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强化积极财政政策的定向宽松。考虑到2019年内忧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财政赤字率可以达到3.0%左右。
第五，货币政策应根据内外部环境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内涵要发生变化。高度关注各类金融指标内生性的收缩、M0和M1
增速的持续回落、货币供应增速与名义GDP的匹配性、美联储政策调整以及美国金融市场的异变。建议2019年M2增速恢复到名义GDP增速的水平，达到9.0%—9.5%。
第六，高度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变异，特别是2019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行为的变化和三四线城市房价的波动。建议对于正常房地产建安投资的资金供应可以适度放开，房地产贷款控制必须区分需求端和供给端，适度放开房地产开发投资贷款、持续控制房地产抵押贷款，这对于市场动态供求平衡十分重要。
第七，进一步从体制机制上促进创新创业活动，但应当吸取以往在新兴产业、创新活动中的教训，正视大规模创新创业所带来的阶段性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