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9日在党的十九大中央金融系统代表团开放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今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在机构之间，包括“一行三会”、各大金融机构之间，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从全球来讲，“双支柱”调控框架也仍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他表示，汇率浮动更加依靠于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以及人民币更多地成为可自由使用货币，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尽管过去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这个过程还没有走完，今后还会继续向前推进。
周小川表示，人民币波幅的扩大并不是当前最紧要的事。首先，当前浮动区间已很少能限制到汇率，汇率变化主要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当然，有时候扩大一下汇率浮动区间，也是释放一个扩大开放的信号，显示汇改会继续向前迈进，汇率主要由市场决定。另外几个重要方面，包括市场方面的对外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都是市场方面的连通，还有“一带一路”也是市场方面的连通。
对于“双支柱”的调控框架，周小川认为，中央银行在调控方面，首先是运用货币政策，对此各类教科书里都有所描述，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货币政策也有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主要是对目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和校正，工具箱也更加丰富。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调控手段，就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G20和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以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所提出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常规的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顺周期因素太多，经济好的时候，股票市场也好，公司盈利也多，同向推动的力量比较大。所以，要引入所谓逆周期的政策措施。此外，宏观审慎的调节也是因为危机的产生使大家提高了对金融稳定的重视程度，有必要引入一些金融稳定措施。同时，还强调了金融监管标准的更新。再有，作为宏观审慎措施之一，就是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国内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它们的标准应该有适当提高，因为这些机构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
“我们已经开展了这几个方面的工作，但是确实在制度上、在规则设置上、在政策协调上，还做得不够好。”周小川表示，所以今年7月份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特别强调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要让两个支柱之间配合得更好。在机构之间，包括“一行三会”、各大金融机构之间，也都希望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同时，从全球来讲，“双支柱”调控框架也仍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周小川认为，各个国家情况不一样，风险点也不一样，但也有共同的东西。首先，从全球来讲，都要防止恶性通货膨胀所造成的风险。另外，要防止资产价格剧烈调整所导致的风险，资产泡沫既有可能出现在资本市场上，也有可能发生在房地产市场上，还可能在影子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方面。
对于经济转轨国家，特别是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讲，另外一种现实的金融风险，就是所谓金融机构大面积不健康的风险。因为在转轨过程中可能不良资产会非常多，财务上出现的缺口导致亏损可能非常多。而且在制度转变过程中，可能规则、监管等各个方面都有所不足，金融机构也有可能大面积出现不健康，不少转轨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机构基本上都垮了，或者全部都卖给外国人了，这也是一种系统性风险。再者，如果经济中的顺周期因素太多，使这个周期波动被巨大的放大，在繁荣时期过于乐观，也会造成矛盾的积累，到一定时候就会出现所谓明斯基时刻。这种瞬间的剧烈调整，要重点防止。
关于去杠杆，周小川表示，首先，若总量阀门把握比较好的话，总量就不至于膨胀得过快，杠杆率就会有所下降。我国企业部门的杠杆率相对比较高，既有直接融资比重低，企业靠借贷、靠债务融资比重过高的问题，也确实存在企业运用资金的效率不够高的问题，包括投资的效益、使用流动资金的效益。因此，我们特别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不仅涉及到企业，也涉及到银行如何看待自己的资产质量，必须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调整。同时，也要看到其中有一部分挂在企业名下的贷款，实际上可能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地方政府有时候借地方国有企业的名义作为融资的手段，把债务算到企业头上，这个问题要认真对待，要防范地方政府在使用融资平台方面和各种变相债务方面，有一些不健康的行为，包括财务纪律不够强，或者突破了界限。”
关于家庭部门的债务杠杆率，周小川认为，从全球比较来讲，中国还不算高，但是最近几年增长很快。这个快的程度提醒大家注意，不是说现在就要去杠杆，而是说增长的过程要注意质量，要使增量部分保持稳健，同时又是高质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