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GDP达到11.2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4.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2%，经济发展令举世瞩目。但总有那么一些西方媒体，老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各种唱空中国经济、唱衰中国的论点层出不穷。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其实早在2000年左右，就有西方媒体大谈中国金融机构已全部技术性破产，因为他们发现有的银行不良率甚至高达23%。但是经过改制重组上市，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银行不仅没有破产，反而都成为了优质资产、股市上的大蓝筹，所谓的危机并未出现。
最近一个唱衰中国经济的典型论调就是中国地方债负担过重，极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并由此引来一系列违约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区域性金融风险。英国《经济学人》此前发表的《即将到来的债务危机》(The Coming Bebt Burst)就是其中的代表。不可否认，中国的地方政府的确存在债务负担，但中国的地方债并非如上述论点所称的如此严重，更不存在整体性的违约风险。
首先，负债率高低要从统计数据来分析，而错误的统计方式带来了错误的统计结果。现有的债务统计方法本身就存在着争议与缺陷。一个典型的统计方式是一国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欧洲国家多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规定的负债率60%作为政府债务风险控制标准的参考值，以60%的负债率和3%的赤字率来作为所谓的国际警戒线标准。而事实上，这些标准都只是欧元区入围的一个标准，2009年欧债危机以来，德国的赤字率和负债率几乎全都在警戒线以上，但是其无论是经济体，还是财政金融依然都稳健运行。因为最为关键和本质的是，这种衡量债务负担的方式，忽略了经济增长潜力、地方政府能力等诸多关键性因素，因此并不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其次，不应脱离经济发展的现状来判断是否存在债务风险。中国经济仍处于成长期，各种改革红利、制度红利、人口红利、金融红利远远没有充分释放。通过经济结构转型、优化升级的中国经济仍在快速发展，2016年中国实现了6.7%的GDP增速，而2016年欧盟28国经济同比增长1.9%，美国同比增长1.6%，日本GDP同比增长0.99%，中国经济的增速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更是达到6.9%的增速，随着经济的向好，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力也显著增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企稳回升，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将迎刃而解。
更何况，中国的地方政府手中都握有大量的土地资源以及港口码头基础设施等大量的优质资产，且债务多数是用来修路架桥的，也都有对应的资产作为保障，有能力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宏观调控，这与西方政府资源有限、债务基本靠税收的国情完全不同。而西方所使用的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品等各种金融工具，在中国也并没有大范围应用。
最后，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中国的政府负债率并不高。按照通行的用政府债务水平占GDP比重来计算债务率，截至2016年底，中国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与地方政府债务合计27.33万亿元，占GDP比重36.7%。与世界经济整体形势相比，中国经济企稳向好态势已经巩固，且中国储蓄率较高、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结构也完全有能力，更有助于债务问题的解决。
政府负债来拉动经济增长不仅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标配，也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上的普遍现象了。相比之下，日本的债务率早在2012年上半年就已经达到200%，2012年欧元区17个成员国债务率为90.6%，有14个成员国债务率超过60%的警戒线。中国的政府债务不仅低于日本和欧元区国家，也低于美国的120%和巴西100%的债务率。因此，中国的政府债务相比他国政府并不算高。
然而，现阶段舆论的普遍特点是谈“债”色变，认为政府只要背负债务就不利于经济发展。其实，再深入分析，中国政府债务的累积恰恰是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积蓄能量，中国债务不仅不算高，而且整体完全可控。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地方政府承担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利润低、成本回收期长的特点，也决定了地方政府要适度举债以筹集经济建设的资金，这不仅能够弥补当前资金的短缺，也符合代际公平的原则，是经济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从这个角度看，为消除外界对“债务”的质疑，中国政府要做得恐怕还有许多：
首先，最根本的就是提升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经济不仅存量足而且增量强，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一半。因此，随着中国经济强劲复苏，地方债的问题将得到化解。以目前地方债比较高的青海和重庆为例，重庆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经济强劲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连续多年在中国经济增长拔得头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也超过10.7%，经济的发展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提高，也使得地方债的偿还问题得以解决。
其次，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结构调整优化有助于地方债问题的解决。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促进经济发展，尽快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近两年来政府做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动了传统产业市场的逐步出清，新产业、新动能、新模式逐步发展壮大，通过降低税率，补贴创新，激发了生产主体与研发主体的积极性，使经济效率与经济发展的质量得到提升。同时通过“三去一降一补”，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提升了企业的盈利水平，这都为经济的长期稳定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最后，通过加强地方债务管理，督促地方落实责任，也有助于防范地方债问题的发生。近年来，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多项严格规定，督促地方落实主体责任，严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加大问责力度与查处力度，防止权力的滥用，努力做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在刚刚举办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表示金融要服务服从于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和深化金融改革。笔者坚信，在顶层的严密部署和周到防控下，在“终身问责”的严格监管下，地方债风险完全可防可控，西方舆论对中国债务的惴测终将再次落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