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但仍有条件保持较高的稳定增长速度
●四大机遇——高储蓄率、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制度体制改革空间
●四大挑战——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制约、经济结构失衡、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
未来经济增长面临的“四大机遇”和“四大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未来中国金融发展战略的研究，应该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义的课题，你们当初确定这个课题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夏斌：随着金融开放速度加快，我国面临着一大堆国内、国际金融方面的问题，如何进行系统思考，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要，因此我们在2007年就有了进行这项系统研究的想法。2008年年初，香港和上海都提出赞助我进行两地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给了我一个“合同压力”，从那时开始了我们断断续续的研究。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更进一步刺激了我对中国金融长期战略问题的思索。
从客观方面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ＧＤＰ以年均增长9．8％的速度保持了30年的高增长，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进一步迈向全球化经济的征途中，我们的“内修”功夫仍不尽如人意，而且在经济、金融发展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也是30多年来从未见过的。这迫切要求决策部门尽快统筹大局，有一个金融发展的总体战略。
从国际方面来考虑，我认为，危机过后的国际金融环境将明显不同于过去的30年，也就是说，中国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发展，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闭门”发展自己了，必须要先有一个系统思考与战略谋划。而且，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确立战略利益的重要时期，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做出共赢的、务实的选择。
形象一点儿说，当中国金融还只是一条小河的时候，我们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当小河变成大河又与外面的大海相连甚至已经成为大江大河的一部分时，我们只有通过学习造桥、造船，来过河跨海了。
中国经济时报：根据你们的研究，中国金融未来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环境呢？
夏斌：考虑未来金融的发展，我们认为不能像目前的西方那样，首先考虑的是通过金融发展来增加ＧＤＰ。中国当前金融的发展，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为经济发展服务。因此我们如果要考虑未来金融，首先就要考虑未来经济是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中国金融如何在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服务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和主题，首先要弄清楚经济未来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是什么，再搞清楚这些机遇和挑战对金融提出了什么要求。
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有所下降，但仍有条件保持较高的稳定增长速度。主要是因为存在四大机遇——高储蓄率、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制度改革空间。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当然，这些有利因素的潜在空间，相对于前30年而言，有些已有所减弱。特别是由于中国坚持了渐进式改革，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不合理结构等问题，已成为未来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要想继续获取上述发展动力的“红利”，还必须有赖于不断的制度变革。
中国经济时报：你能详细谈谈这些机遇对金融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或者提出了哪些要求吗？
夏斌：高储蓄对于中国金融意味着，一是仍有巨大的真实资金可以支持投资，特别是人力资本、制度建设等软件投资，这可以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二是今后我国金融发展的关键，是如何加快促进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提高投资效率。在未来一个历史时期内，我国不需要像某些国家一样，追求过于复杂、时髦的金融技术来吸引过多的国外资金。因为我国仍有较高的储蓄率或者说资金实力，能确保以渐进式改革的平稳过渡方式，提供经济增长的时间与空间。但是在高储蓄率下如何尽快改善资金的有效配置，这是迫在眉睫的事。
工业化和城镇化意味着我国重工业化过程尚未最终完成，城镇化才刚刚进入加速阶段，需要大力发展严重欠缺的服务行业，产业转移过程孕育着极大的增长机会。这对金融意味着，要进一步推动金融的市场化，为城镇建设和产业的转移提供必要的金融条件和融资体系。
从世界历史来看，凡是以适当的方式积极融入全球化、抓住全球化机会的国家，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一极的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成功，是依赖于经济全球化，今后要想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就必须继续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要想参与经济全球化，金融就要适应，就要加快融入金融全球化的步伐。
有效的制度安排能为经济主体提供可靠的利益保护，协调利益冲突，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并且形成经济激励，这些正是经济得以实现长期增长的基础。从制度本身看，我国在以下四个领域仍存在进一步释放制度活力的空间：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和金融业的进一步市场化。但是，前提就是要改革。对金融业来说，就意味着要尽快改革众所周知的一系列“金融滞后”现象。
对这些未来可能的因素，如果处理得好，就是机遇，处理不好，就会成为挑战。因此，对于未来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仍需要辩证看待。
中国经济时报：在你看来，在抓住这些机遇、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风险呢？或者你说的长期挑战是什么？
夏斌：就长期趋势而言，我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性挑战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制约、经济结构失衡、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
夏斌：人口老龄化和资源环境制约要求金融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化。具体说，从增长角度讲，人口老龄化一方面意味着劳动力资源逐渐被充分利用，劳动力成为稀缺资源，劳动力价格将上升；另一方面劳动力短缺后，提高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将成为关键问题。在未来十年内，尽管老龄化问题还不会直接构成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但十年之后将迅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因此未来十年是我国应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要准备时期。对中国金融体系而言，人口的迅速老龄化，既会严重削弱我国长期以来依靠高投资、高劳动投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又对未来巨大的养老资金池引发的高效率投资需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是双重的挑战。
我们知道，环境资源已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我国存在着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偏低、能源资源分布不平衡、开发难度大、运用效率偏低、能源市场体系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弱此约束力，对金融体系而言，就需要建立新型金融机制，以支持寻找新资源、降低环境污染的技术活动。具体说，一是要投资更多的世界性、资源性公司，提高对资源、能源的控制能力，降低利用成本，建立相应的收益共享机制。推动世界资源市场的多元化，适当提高资源定价货币的多元化。二是通过金融杠杆，大力促进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加快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调整。三是增加对替代能源、资源研发的金融支付。四是发展与资源、环保有关的金融产品。
经济结构问题是所谓体制、机制问题的结果性表现。解决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涉及许多方面的改革，包括从公共财政改革、国有资本预算改革等方面入手，改善现有国民分配格局，提高消费率，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放宽服务业的市场准入，减少政府不必要的管制等。从金融方面而言，必须尽快丰富创新资本市场机制，提高居民的资本性收入，提高投融资效率，加快改善金融体系，为我国结构调整提供最有利的市场机制。
●能否对中国金融业的“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有深刻认识，是事关能否正确选择中国金融未来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理清了机遇与挑战的思路之后，能够明确对未来我国金融发展的需求。你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提到，要正确提出金融战略，还需要以我国金融发展的现实为基础，即明确金融供给可能是什么。如果让你对我国金融发展的现实进行总结，你认为我国金融现实的最大特征是什么？这样总结的理由又是什么？
夏斌：尽管中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金融体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相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需求和国际金融环境而言，我国金融业目前最明显的两大特征是“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
中国金融的“不足”与“滞后”现象很多，简单讲，金融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集中归纳表现为三大矛盾性特征：一是投资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明显不足。在产能过剩、大量产品无法在国内市场消化而转向国际市场引起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同时，国内“三农”、第三产业、创业投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等又严重不足。二是货币供应过多，“货币迷失”与资本化不足、金融抑制严重并存。一方面，Ｍ2／ＧＤＰ之比如此之高，居全球前列，另一方面，在拥有如此之多的流动性情况下，大量的中小企业及“三农”领域融资困难，一些该发展的行业缺乏必要的金融杠杆支持，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占ＧＤＰ比例明显偏低。三是对外的大量金融投资与较高的ＦＤＩ并存，在国际资金大循环中，总体金融效率低下，对外净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夏斌：我在2007年提出“金融弱国”这一概念，主要依据是，在国际比较中，看一国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是否占上风，是在影响别国还是被别国所影响？由此，我认为我国属于“金融弱国”，特征有这么几个表现：
第一，人民币远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这是我国“金融弱国”的主要标志。由于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加上我国汇率还相对固定于其他货币，因此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和制约。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的货币错配，长期以来央行的负债支撑着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这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第二，相对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受制于他国货币、汇率政策影响，缺乏对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这只能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仅仅是一个“跛足巨人”。
第三，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看，国际化程度都不高，主要资本管制项目尚未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尚未经历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的冲击。对那些活跃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绝大多数金融交易产品，人民币均无标价权、定价权。在各国金融市场之间，更多的国内市场的波动体现为受国际市场影响，而不是相反。
第四，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准入仍受到严格的审批管制，外资银行、保险和其他非金融机构，其各方面的业务经营仅占中国金融业务的极小份额。
第五，金融微观主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有些机构尽管在资产、利润规模上名列世界前茅，但“国企”色彩浓厚，治理结构仍不健全，靠着相对关闭的金融国门和政府的间接保护，应对国际间的竞争。
第六，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基本仍是行政化，而非市场化，缺乏金融强国特征下的全球金融调控的“阅历”，当然也缺乏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控工具与方法。
因此必须承认，与主导国际金融运行机制的国家相比较，我国整个的金融体系还是一个“弱国”体系。能否对中国金融“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有深刻认识，这是事关能否正确选择中国金融未来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