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对金融给出如此高度的评价，笔者认为这和邓小平早年曾留学欧洲，其知识结构中有对于整个经济社会以及全局发展的通盘考虑有密切关系。对这句简洁的话稍作诠释，就是邓小平非常清晰地意识到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带有特殊的核心地位。用研究者的语言来说，金融以信用和契约的方式来提供资金，实际上是可以把货币这一经济运行的血液联系成为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心血管系统助力全生命机体的发展，因此具有核心地位。金融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可以感受到。比如美国综合国力不仅体现在其制造业的实力、科技创新的能力上，也同金融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即所谓“美元霸权”息息相关——必须承认美国金融的影响力、辐射力在全球就是最高水平。中国若要奋起直追，在“大踏步跟上时代”的改革开放发展中越来越增强信心，使现代化之路越走越宽，当然要看重金融。
通过改革创新让金融发展，更好地发挥其核心作用的同时，又必须警惕，不能让核心变成空心。人类社会几百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屡次出现金融危机，最近几十年我们则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这种危机一旦发生，金融的核心作用就会陡然转为具有破坏性的负面作用，核心一下子变为空心。
中国本土的强劲增长极区域浙江温州，其以民间家庭工业起步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的“温州模式”，从充满争议走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形成普遍的肯定意见。千年之交之后，大家普遍认为“温州模式”在和“苏南模式”的竞争中胜出了，突出表现在其更好地调动了基层草根层面的创新活力，使民营经济、县域经济更蓬勃地发展起来了。但是后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温州却出现了辖区之内金融链条断裂的“跑路”事件，当地老板“跑路潮”发生后，形成局部的危机局面，当时的应急方式是国务院领导同志坐镇杭州，以视察的方式临近前沿指挥，地方政府施以各种手段平息事态。在事后评价上，这一事件表现的局部金融危机，暴露出了温州的产业空心化，那里的实体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却不能继续在金融的支持下，往上突破天花板升级发展。出现产业空心化之后，温州可谓痛失好局。现在温州也在继续努力重拾升势，但是这一局部的经验教训却足以使我们警惕金融在发挥其应有的特殊重要作用时，始终要注意打造真正健康可持续的金融生态，防范金融风险，为实体经济的升级版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央这几年也特别强调了防范系统性风险是三大攻坚战之一。这是现如今综合看待金融可做出的粗线条勾画。
防范金融风险，推进金融的创新，要以制度创新带动整个金融供给体系及其联系的经济社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这涉及中央所提出的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重大命题。
二、制度创新是金融创新发展的龙头
中国如今的实质问题是必须完成经济社会的转轨，主线上必须顺应孙中山先生当年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蕴含的认清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乘势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高科技化，以及政治文明的民主化、法治化——这是只可顺应不可违拗的人类文明主潮流。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创新是要以供给侧的有效制度供给来支撑中国潜力活力的释放，以顺天应人实现现代化。其中，与金融相关的制度创新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严肃的命题，实际讨论中会出现不同意见的争议。
笔者认为近几十年来中国金融的发展在改革这一概念上应受到高度肯定。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就提出了要尝试政策性金融的创新，虽然相对而言挑战性很大，但当时毕竟明确树立了全局概念上的金融供给体系。到如今，我们已经有了与国际惯例对接的中央银行垂直调节的商业金融体系，而且这些年间，中国在直接融资方面建立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开放股票市场，近日一直推进到科创板。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方面，也已有诸多的探索与初步经验。
但除了要看到金融发展的进步，还要看到中国金融创新的问题所在。笔者认为，简要地说，一大突出问题是中国的金融领域里仍然存在要素流动受到明显阻碍的过度垄断问题。据披露，2017年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近4500家，虽然数目较多，从数字上表现出了银行金融机构多样化的发展进步，但是离较合意的充分竞争状态,仍然有非常明显的差距。中国需要得到融资支持的主体,在这些年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融资难、融资贵，甚至跟融资完全搭不上界。大量与“三农”相关的创业、创新发展，在草根层面有很多融资诉求，许多科技创新型小企业也迫切需要融资支持，但它们在得到融资支持方面一直是难上加难。虽然有关部门多次表态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这表明金融供给从机构到产品的多样化不足，还没有形成好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使其充分多样化起来。
2016年中国所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排名中，前10位都是银行。美国同样的排名中，第一位是高科技公司，第二位才是银行，前10位只有3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这种对比可说明，中国的银行依靠特定制度安排，比如较大利差，轻易地产生了极高的盈利水平，而这由经济学分析来解释，恰恰是表明要素流动在这方面遇到了过度垄断因素的阻碍，使金融行业利润率鹤立鸡群。虽然银行和金融机构作为特殊行业的市场主体，其发放牌照的标准高于一般行业，在这个概念之下具有一定的垄断因素，但是过度的垄断，会使得能够放开的竞争因素没有得到应有的空间。所以，这才造成中国上市公司中盈利水平最高的前10家都是银行的局面。
另一方面的数据也可佐证：中国上市公司按各个行业来区分，图表所表现出的行业盈利水平中，银行业是一枝独秀，其他行业要远远低于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对比地看，美国上市公司的行业盈利水平中，第一是高科技行业，第二才是银行业，而且整体表现出的是比较平滑的曲线，符合正常竞争中有差异但可接受的盈利水平分布。中国的这一“银行赚钱太容易”的局面多年没有改变，说明制度安排方面的过度垄断因素没有得到有效破除。因此，中国金融制度的创新，必须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其中最关键的是使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可以无缝对接于现实生活中的多样化需要，包括农村区域乡村振兴和草根层面创业创新所应得到的金融支持和金融服务。农村生产经营活动融资方面，即便不能有求必应，但至少某一品目所对应的种类，应在金融供给体系中能够找到，这个境界，从制度供给层面来说，只有最大限度地消除过度垄断才能达到。
三、金融制度创新应结合科技创新
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破除过度垄断因素不容易，实际推进过程中往往步履维艰，所能做的十分有限。但是现在面临的是新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目共睹，哪怕尚无更多制度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和政策支持方面较为明显的政府介入，只要让科技创新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就有可能打开一定的空间使商业性金融的边界扩展。
例如这几年间，一些已经在经济和社会中形成巨大影响力的电商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已经在积极推进互联网上的小贷发放。小额贷款对应实际生活中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一线，而阿里等公司凭借着大数据、云计算和风控体系的设计，可以在网上接受小额贷款的申请，以“零人工干预”的方式让软件系统处理，不断批出小额贷款。一笔贷款可以低到只有三千块钱，也可以高到20万元——这些申请者都是过去注定无法得到金融支持的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主体，比如个体工商户等等，包括农村区域现在已经加入创业创新过程的淘宝户，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得到小额贷款支持。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阿里巴巴公司设计的贷款利率水平只比一般的常规金融即低利贷的水平稍高一点，就可以满足风控要求，能够可持续运转。这些年这一系统还在不断优化，其他类似的互联网公司，也在更多开拓互联网金融的支持形式。乡村振兴、“三农”概念之下各种各样创业创新活动的发展，都应积极对接以此类新技术支持的金融供给体系的发展，这样金融创新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可以相得益彰，并得到风险防控方针的较好贯彻。金融最终应达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而不出现空心化的基本要求。
四、重视政策性融资对高质量乡村振兴的支持
阿里小贷这样“互联网+”式的融资支持，虽然扩展了商业性金融的边界，但是仍有局限性。比如申请小贷的主体如果是农村的淘宝户，最开始他们在过去没有什么经营活动、未在数据库形成金融痕迹时，往往是难以得到贷款的。如果是在边远农村的纯农业种植、养殖领域里开始创业创新的，更是无法提供任何数据库中的金融痕迹。这些应该得到支持的对象，无法通过网上零人工干预的风控环节，靠金融方面有科技创新支撑的小贷，仍然难以覆盖。因此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结合之后，仍然要注重制度创新的升级版中如何形成政策性融资的支持。
有别于商业性金融“锦上添花”追求投资回报的性质，只要体系可运行，政策性融资更多是注重“雪中送炭”，以解决市场失灵的现实问题。商业性金融发挥释放潜力活力的作用，应得到正面评价和高度肯定，但其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银行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首先是要成为真正的企业，其投资力求高回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很多的“三农”、小微企业的活动，以及一些特定的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初期阶段的活动，需要设计和发展出一套可持续的、健康的融资机制。这样的融资机制是乡村振兴很重要的推动力，能帮助其通过瓶颈期。
比如，这样用于精准扶贫的案例有很多，扶贫干部专门介绍的扶贫贷款，实际上是有政策性金融属性的融资支持，但被帮扶对象甚至还没有金融概念，金融意识尚未培育起来。在这一阶段上，中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建设，客观上必然还具有支持中国超常规“追赶型”发展的特殊战略意义。过去已经有一些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的实践探索，农村区域早就尝试过形式上是有偿使用、周转使用的财政周转金等。近几年地方政府层面更为注重产业引导基金，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可以通过政府出钱的母基金，带动吸引民间资本进来形成的一群子基金，共同产生放大效应、乘数效应，通过权责利结合的约束机制防范风险，支持特定的支持对象。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总结。
又如，前几年广西恭城在农村循环经济发展的形势之下探索了对接社会化生产特征的创新机制。最初，地方政府为了改变当地农户通过砍树来烧水做饭的习惯，避免破坏植被，有意识地帮助愿意养猪的农户，通过专家指导将猪粪放入沼气池产生沼气，沼气入户改变了原来破坏植被的生态问题。这一物质条件的改变，使得农户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同时对于环境保护和农村的长期发展具有正面效应，是政府引导之下值得肯定的一项工作。其后，每隔一段时间沼气池要清理沼液和沼渣，这些很好的有机肥，又可以用在给农户增加收入的经济作物上，当地多种柑橘，肥入果园提升了果子品质，又给农户增加了收入。这一延伸环节符合循环经济特征，既保护了生态，又提高了农户收入水平，从猪-沼-燃料-有机肥-果品推导下来，又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有企业注意到可以在恭城已经形成的自然村落里引入专家进行设计，将一家一户养猪变成规模化的养猪厂，形成供给体系，继续用沼气给入户农民提供方便使用的燃料，同时配合广西桂林旅游业的发展启示，规划农家乐。个别有经营思维的农户此前已经开始尝试腾出一定的住宅空间，配备一些基本的生活用品，以新鲜空气、农家饭以及果园采摘等活动吸引城里人前来度假，以此进一步增加收入。因此，企业试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一链条推广为社会化的形式，使整个农村社区发展出规模化的养猪厂，更合理地将有机肥用于当地的经济作物，并促进果园、大棚等观光农业的发展，再对接桂林周边全域旅游、黄金旅游路线一条龙的开发。这一思路非常值得肯定，但无论是农户还是企业，在升级开发环节上，都缺少足够的资金，而商业性金融由于项目风险较高，绝对不敢贸然贷款，这时就需要政府的政策性融资给予一定支持。因此商业性金融匹配政策性融资，能体现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于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同时，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以供给侧经济学研究中的“守正”，结合“出奇”的方式，力求开创超常规发展的新局面。尊重市场、顺应市场是“守正”，承担一定的风险，设计超常规发展的可行方式，比如政策性融资的体系支持，是寻求出奇制胜，这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最应看重的超常规机制。笔者认同地方政府所普遍化的发展战略设计中表述的超常规发展、跨越式发展、弯道超车式的发展等说法的精神实质：中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出路，就在于要鼓励守正出奇的超常规发展。常规发展不解决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这些年是已经通过超常规发展缩小了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距离，若要继续缩小距离，应鼓励乡村振兴，鼓励地方政府在自己的地方辖区之内积极开拓、探索超常规发展的机制。对于“三农”、乡村振兴命题之下一系列成长性尚不明确的创业创新活动，除了探求商业性融资支持之道外，一定要匹配政策性融资，而且通常必取两者合理协调匹配、相得益彰的方式。不必讳言，政策性融资的后盾是财政，无论是贴息、信用担保还是产业引导基金，政策性资金都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寻求“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广西恭城的案例带来的启示，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政府出资来产生乘数放大作用，拉动政府体外的社会资本、企业资金的力量，调度农户的积极性，走超常规发展的道路。
五、PPP创新促进乡村超常规发展
中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的创新势在必行。2014年以来，李克强总理要求财政部、发改委作为主管部门，将PPP作为创新的重中之重，迅速打开了局面。在财政部入库的PPP项目规模已达到十几万亿元，落地项目规模也已超过八万亿元，而且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同时，还必须防范必要的风险，使其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今国际形势变动，压力明显，中国别无选择必须扩大内需，从增加有效投资入手，而有效投资的项目俯拾皆是，只是需要好的机制来运作，因此可望PPP迎来一轮出现升浪的机遇。对应公共工程、基础设施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乃至对应连片开发项目的专项地方公债，都在抓紧布置，筹措资金，如何让资金的使用“四两拨千斤”，比如能否对应到一些政府辖区之内的连片开发项目，成为许多地方政府考虑的事情。连片开发过去有标杆式样例，比如河北固安是北京南边距离50公里的一个过去的农区，在千年之交之后，华夏幸福公司和当地政府开始的十几年的合作过程，使这一区域改天换地，迅速崛起为增长极区域。通过产业新城建设和运营，在引入高科技导向的产能的同时，将固安几十平方公里内的交通体系、绿化带、宜居城市建设中各种类型的住宅，医疗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在综合作出高水平规划的前提下，给出好的解决方案。医院方面，企业穿针引线，利用其灵活性，使固安的医院和北京高水平的医院形成同盟关系，北京高水平医院的中年主任医师每周过来看诊，并指导当地医生，使固安医疗水平迅速得到提高;教育方面，将著名的北京八中的骨干教师引导过来，示范讲课并带领指导当地老师，迅速提高当地的中等教育水平。这使得过去被称为农区的固安迅速崛起，其中可知政策性融资在里面发挥了明显的乘数效应、放大效应。可以说当地政府起步时并没有多少资金，是在企业参与后认可批准了通盘发展规划，提供地皮，使发展过程在自己的监督之下和绩效考评的约束之下，按照设计蓝图健康推进的。这种连片开发的PPP，对于乡村振兴的意义不言自明。笔者认为，这样的PPP模式值得借鉴，特别是特色小镇建设概念下PPP创新所可能带来的超常规发展前景，十分值得探究。
很多农村区域属于欠发达地区，“欠发达”的概念表述了农村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中，工业化大潮方面存在短板，但同时“欠发达”又是具有发展空间的表现。如果利用资源禀赋里的相对优势，可以设立守正出奇的超常规、定制化解决方案来推进地区发展，而且这种发展有希望在中央所说的“两步走”中体现出特有的亮色。这就需要调动方方面面的潜力活力和聪明才智来完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现代国家治理”是要把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为一炉，把金融的多样化支持、商业化和政策性融资结合在一起的支持，落到千千万万从草根层面开始的创业者身上。中国现在必须追求善治，将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结合在一起，无论是政策性融资还是PPP，都是追求把所有潜力活力调动起来的更高水平的制度安排。
六、制度创新带动供给创新
农副产品相关的物流方面，笔者也愿指出一定的思维视角。例如广西灵山的特产荔枝，要让其相对优势更好地表现在扩大市场份额上，一是必须加长保鲜期，这样市场覆盖的半径才会更大;二是更好地进行深加工，提升附加值，延长价值链，比如可以提供占有一定市场份额的高品质荔枝罐头产品，在品质的基础之上通过工艺处理好口感——海南椰汁的风行就与口感的处理密不可分，再加上更先进更具现代气息的包装来推广，让人产生购买欲望，以避免包装过于粗笨带来的市场局限性。这都是要靠市场一线的人发挥聪明才智，可能要在多次试错中才能打开局面。
物流方面可以先照猫画虎。比如荷兰这样的弹丸之地能在全球占领花卉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是由于其形成了基于有效市场的特定体系，荷兰的花卉严格要求保鲜，过去的特定体系是每天从田地里采摘鲜花迅速通过航空分送到世界各地，如今物联网又使其拥有插上了翅膀的信息体系。我们的乡村也应当考虑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有经验的市场主体来进行设计沟通，形成良好的特殊供给体系。这方面也已经有成功的先例。比如，前些年在非洲尼罗河流域，小龙虾泛滥成灾，当地人称其为“水中蟑螂”，非常厌恶。但这种小龙虾品质很高，在中国拥有消费市场，于是中国的商人在当地建立生产基地，自然环境下小龙虾产出以后，以很好的机制让分散的农户到水域中捕捉龙虾，并使其快速进入供应链条，也会加上“冷链式”的保鲜措施，并保证在36小时之内，中国各地联系好的餐饮场所中，食客能够就餐。类似的思路绝不是凭空能想出的，一定是市场主体在受到激励后敢于试错、自担风险的情况下，借鉴有益的经验，才能打开新局面的。在这时，如有必要政府应给予一定政策性融资的支持，放宽对承担风险一方的约束。这就回到了制度创新带动供给创新、“有效市场+有为、有限政府”的概念上。这种多元主体集合、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很开阔的想象空间，实际生活中各个具体场景下，怎么样把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结合好，掌握好金融和金融创新对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持作用，利用相对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显然是需要定制化设计的当事者的大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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