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谓之公权力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和认同的能力、力量、力度。公信力越高越强，说明公权力的威望也就越高，得到社会的支持也就越大。时下，公信力匮乏甚至缺失，已经成为舆论抨击的一个流弊。
治弊必须除根。此弊的根由何在？
有云，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些官员的官品、官德太差，言行不一、心口不一、信口开河、出尔反尔、敷衍塞责、揽功诿过，如此等等。所以，必须加强官员的道德教育，重树信仰、宗旨以及守信、慎独的理念。但是，这只针对了部分的、表层的病因。因为第一，造成官品差劣的原因又是什么？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造成此类官员精神懈怠、诚信殆尽的原因，应该在于决定他们意识的社会存在之中。第二，这些年我们对官员、党员进行的思想教育已经持续不断、力度很大，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期冀的“长效机制”未见彰显，这说明常规教育已经难以收治本之效。在继续抓好道德教育的同时，应该多在治理社会环境特别是官场环境方面下工夫。
也有云，公信力弱，弱在公权力的透明度弱，所以必须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此言有一定的道理，已经把注意力的重点转向了制度环境。列宁说过，公开性是实行民主的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之一。有了政务公开，官员的所有公务行为都一览无遗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一如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就会形成一种适者生存的自动机构（列宁原语），那些公信力差的官员自然会被淘汰出局。但也有两个问题必须顾及：其一，实行政务公开的前提是什么？官员凭什么必须把自己负责的政务向社会公开？不公开、半公开、假公开又有何妨？此番顶层政府部门晒“三公”账本的表现便是一个说明。其二，公开性能够形成列宁说的“适者生存的自动机构”是什么？是选举制度。所以列宁说，民主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个是广泛的公开性，一个是一切职务经过选举。离开选举制度的公开是苍白的、羸弱的。因此，呼唤公开的阳光很有必要，但眼光应该更扩展一点、深入一点。
还有云，公信力衰竭的弊根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提升公信力的必由之路是建立健全制约监督机制。此说，从规范权力的运行着眼，注重制度、机制、体制建设，把权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防止它被滥用。这个说法符合政治学的基本原理，也抓住了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但是却失之宽泛，没有着重从源头上治理公信力疲弱的问题。在权力运行的因果链中，抓住了结果，却忽略了原因。公信力缺位，表现出的是监督不力。此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就监督讲监督，只在这个圈圈里打转转，监督是不会有出路的。这些年我们强化监督的视野不正是囿于此吗？必须解决权力链上游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权力的授予问题。
与西方国家相比较，我国权力运行的控制机制，宪法设计的是监督之道，而不是分权制约、制衡之轨。所谓监督，就是权力的拥有者自己不能直接行使权力，而将权力委托给他人行使之后，控制后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行使权力的行为。后者向前者负责，受前者监督。权力的受托者必须向权力的委托者即拥有者报告所有的重大问题，这是权力法则，不容例外。现在，我们眼前的某些用权者躲避和对付公开，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授权方式即“权为民所赋”的方式出现了问题。因为，在用权者的内心深处并不认为人民是他们的授权者，所以没有必要向人民公开权力行为，也没有必要信守对人民的什么承诺。可见，提振公信力之本是改革完善权力的赋予方式。
在我们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不是小国寡民，人民只能把国家的权力赋予他们所信任的各级官员，通过他们来管理国家事务。这个权力赋予的方式只能是选举。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基本的权利。选举权真正到位、做实了，人民对官员的监督权就有了实现的前提。在这样的权力机制之下，官员不能、不敢不向人民公开他们的政务，更不能、不敢不认真践行他们向人民作出的承诺。所以，我们不放弃有助于提升公信力的任何努力，但是，我们更应注重从完善赋权机制的源头上做足工夫。这就是本文强调的固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