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减税还涉及一个可探讨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到底是不是有巨大亏空？以后养老金体系怎么运行？大的框架很清楚，现在的基本养老体系，除第一支柱之外，必须发展以企业年金为代表的补充社会养老作为第二支柱，还要发展第三支柱，即商业性保险这种社会成员自主选择的补充机制。现在很多人重提已经议论若干年的问题——是否可以比照美国经验？美国有个401K计划，即企业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立企业年金这种补充养老，而未来拿年金的这些人，在个人所得税记入账上的当时，这个收入的应税部分作递延处理，即当时不纳税而等到他享受这个好处的时候，再按照法律实际地扣除税额。这个好处就是个政策鼓励。在中国，能不能往这方面探索？如果可以往这方面探索，也就是现在结构性减税概念之下又一个新的命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财政支出方面
财政支出的重点，首先是新农村建设支出，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提出，未来10年将有4万亿元水利项目投入，平均每年4000亿元，财政在支出安排方面。面对新农村建设和水利设施建设，显然是一个为全局服务的重点。
第二是教育支出。本届政府任期之内政府教育投入相当于年度GDP4%的目标，这是一个硬考核任务，财政部已经做了全面布置，这也是支出方面必保的重点。
第三是新医改支出。早先报道称将投入8500亿元财力支持新医改，可现在的信息称已经投入了1.5万亿元左右，往后还得投入，这显然也是财政支出方面的一个重点。
第四是保障房建设方面。现在住房调控的新政，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双轨统筹框架。这个双轨的一个轨叫做“保障轨”，从棚户区改造，到廉租房、公租房建设，它应该能够基本使最低收入阶层以及收入夹心层都可以得到有效供给。另一个轨叫做“市场轨”，现在不得已要用的——这也是有关部门所承认的过渡措施、权宜之计，即行政色彩非常浓厚的限购。保障轨上做什么事情是清楚的，而市场轨上的事情也应当是清楚的。同样是一个规划，政府应该管的是规则、公平竞争，而不要直接管定价（现在不得已的是过渡办法）。另外要管收税，不仅仅是交易环节要收税，保有环节也应该收税。
另外，支出重点也应该包括城市中心区域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
当前改革
面对中长期的挑战，中国的很多调控问题已经有相对充分的讨论，但是相伴随的，对中长期改革这方面的讨论却是不充分的。大家都热衷于讨论现在的政策怎样对付当前经济问题，但现在任何一个短期问题，一定要联系到中长期怎样消解使我们受到制约、遏制活力进一步发挥的深层矛盾。现在我们面临的典型制约是资源环境制约和人际关系方面、收入分配方面不合理的制约。收入分配跟财政配置有密切关系，跟基础资源配置也有密切关系。中国现在最主要的基础能源是电，而电的3／4以上是通过烧煤发出来的火电，其他20%左右是水电。要水电大发展，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环评方面就过不去。可发展煤电又有一个令人非常痛心的问题：煤电比价关系多年不能理顺，各种电力产能不能竞价入网。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涉及到资源税改革。2010年，中央允许新疆先行先试石油、天然气从原来微不足道的从量征收资源税改为5%的从价征收，这使新疆一年新增财力约40亿元。
如果说资源税改革把石油、天然气覆盖了全国，那么现在我们要考虑的是扩大到其他的品种，比如金属矿、非金属矿，首先是煤炭敢不敢用资源税覆盖它？现在物价回落，时间窗口比较合适。这个动作非同小可，如果一旦覆盖到煤，又会进一步使煤电比价关系的矛盾突出起来，那么一定要推动电力行业的配套改革和电价机制改革。电力行业怎么改？十年以前就有了纲领，但就是按兵不动，形式上讲的厂网分开、主辅分离都做了，但关键性的竞价入网和输配分开就不动了。为什么不能改？过度垄断的既得利益阻碍。所以我认为，我们所说的财税改革还只是纸上谈兵。能不能借这样一个配套改革，真正改造过度垄断的电力部门，以及改造搞了多年的简单的行政管制电价。改变这样的机制，使中国的资源配置更合理，使整个经济更有活力，包括民间资本进入以后更有竞争力，更能发挥民间智慧的机制，更充沛地产生他们的正面效益。
我认为，在“十八大”以后，我们的调控要从资源税、房产税等方面着手，过去所说的收入分配不合理，其中有一条就说电力部门的抄表工一年也拿10万元，网上一片愤愤不平之声。不要说是抄表工，就连有的正式员工什么事都不做，月收入也至少在1万元以上。面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没有改革是无法实质性地优化中国的收入分配状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