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2年的这个初秋，全国各地的“土地财政”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稍微细心一点的人士就会发现，7、8月各地土地“招拍挂”的频率、规模和金额在不断加大：8月27日下午，杭州市国土局一次性推出7宗土地，最终成交价合计54.38亿元，为杭州近年来推地量最多的单次拍卖；8月27日当天北京推出11宗土地，9宗为住宅用地，预计可收获土地出让金70亿元以上；8月25日温州市召开房地产投资推介会，集中推出52宗地块共3220亩净地，此次推介的土地相当于过去几年温州市出让土地的总和；8月24日，武汉集中推出36宗土地，面积达3229亩，总成交金额为121.68亿元，创下近3年来武汉土地单日成交总价最高的纪录；8月，无锡市国土局推出经营性用地出让达10宗，总成交面积达117万平方米，总成交金额达45.7亿元；……
据有关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很多城市的土地出让数据就出现了回暖，300个城市住宅类用地推出量，7月为1至7月单月最高值，而8月的推地量甚至达到了之前数月的总和。在当前房地产市场回暖和土地市场复苏的情况下，国家坚持从严房地产调控政策仍未到达“收获季”，但是一线城市已开始迫不及待地“抢收土地财政”。
如果国家对此不及时采取措施加以阻止，“土地财政”必将刮起一股旋风，其后果不可预料。
2011年年底之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促进房价合理回归。”自此之后约半年时间之内，房地产市场有所调整，“土地财政”有所收敛。但是自今年5月中央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后，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理解中央的政策基调，采取放松限购条件、发放购房补贴等方式，刺激住房消费，也助长了部分投资投机性房地产需求，全国许多城市房地产市场回升，房价反弹明显。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与部分开发商达成“利益联盟”，顺势将“土地财政”推向前台。“土地财政”与房价上涨互为推手，早以得到实证。
近10多年来，一些地方的“土地财政”愈演愈烈，给中国经济和民生保障带来深刻的影响。对其中的深刻教训，我们需要认真总结。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各地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基本划归地方政府，实践过程中逐渐演变成为了一些地方的“第二财政”。有专家测算，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至少在50%以上，加上其他相关收入，占比更高。从1999年至2011年，这13年是中国土地资产化最为迅猛的年代，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总额约12.75万亿元，接近年均1万亿元。即便2011年一线城市楼市成交低迷，当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仍高达3.1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北京、上海等地已经进入土地收入“千亿”俱乐部。2011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52434亿元，地方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约60%。这表明，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高得令人惊叹。
“土地财政”愈演愈烈，其弊端已为各方所诟病。“土地财政”虽然给地方经济发展增加了投入的资金，但是它也带来了城市规模的无序扩张和土地的巨大浪费，土地“招拍挂”使土地价格越来越高，各地的“地王”越来越多，使经济体系的基础成本越来越高昂、效率越来越低下；由于地价是商品房中最重要的成本，现在地价约占到房价的50%至60%，使得房价反复上涨，使得普通百姓买不起住房，或无法改善住房条件，而且使城市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土地财政”还鼓励了地方政府“寅吃卯粮”、过度负债，滋生腐败等等。可以说，当“土地财政”超过了合理的度，它的“弊”就远远超过了“利”，它就变成了经济体系的“毒瘤”。
“土地财政”愈演愈烈，其根源在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不合理、经济结构比较落后和政治体制上存在短期政绩考核机制等弊端。一谈到“稳增长”、“保增长”，一些地方马上想到的是增加投资，如最近两个月已有若干省市区出台了巨额投资规划，总的投资金额达7万多亿元。而增加投资，首选的筹资渠道就是土地拍卖、土地批租。地方经济发展最近10多年的“经验”表明，发展房地产经济是保持GDP持续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由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可带动上下游相关几十个行业发展，因此许多地方经济已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短期内根本无从见到结构调整的效果。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有意无意间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对于中央房地产调控等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执行不力，中央政府部门监查问责不彻底，致使到现在“土地财政”的痼疾没有得到有效治理，而且还在演变成更大的“毒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