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菲利普斯认为，低失业的年份往往伴有高通货膨胀，相反，高失业的年份往往出现低通货膨胀，即适度的CPI上涨是有利于增加就业的。一般说来，当CPI增幅大于3%时，就预示着国民经济中出现了通货膨胀；而当CPI增幅大于5%时，就意味着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就启发众多学者研究我国CPI的合理增长区间在哪里。根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经验发现：运用简单的CPI增速来划分我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的做法未必可行，但是通过比较CPI增速与我国银行贷款与存款的利息差可能更加实用。从两者的实际运行可以发现，当CPI增速低于商业银行利息差时，我国经济增长一般是放缓的，就业压力就会增大；相反，当我国CPI增速高于银行利息差时，就说明经济增长趋热，这时就业压力往往就会减小。
今年2月份的CPI突破我国银行的利息差3.5%，直接从1月份的4.5%下降为3.2%，这个消息给大家带来惊喜的同时也带来了经济下滑的担忧。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我国经济改革来说是否存在何种机遇？
CPI下降的原因所在
以往我国2月份的CPI往往是一年之中最高的月份，但是今年却出人意料地下降了那么多。有很多专家学者说，主要是因为去年2月份春节的价格高基数导致今年2月份CPI降幅较大。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则认为主要原因在于食品价格降幅较大，达到0.3%，因此食品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了约1.99个百分点。
但是笔者根据对我国金融行业多年研究的结果发现，这次CPI下降如此之快的背景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背后可能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直接相关。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与建设银行2012年新增信贷规模均呈紧缩趋势来看，预示着今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出现放缓，而且这种放缓的幅度将大于去年，这一点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GDP增速下调为7.5%以及温总理在今年两会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就可以得到证实。
从经济学理论可以这样理解：本来我国的消费率就逐年下降，呈现出消费乏力的现象，加上经济增长放缓给老百姓带来的预期，因此老百姓消费的理性预期就出来了，居民消费品购买的明显减少就是直接体现，反映在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水平（即CPI）增速上就出现了环比下降0.1%的结果。
CPI下降给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打开了一个时间窗口
尽管CPI下挫给经济增长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它就像一把双刃剑，也给我国要素领域改革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间窗口。众所周知，我国的GDP增长速度已经连续多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但是这种增长对我国消费能力的提高并没有多大的拉动作用，相反，由于多年来我国过度重视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GDP增长，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使得它呈现出逐年萎缩的状态。因为我国的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改革一直处于抑制状态，这样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放纵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苟延残喘，环境污染一直处于超支的状态，而且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动力越来越趋弱化。更为恶劣的是，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一定速度，一直在做着投资、出口与消费之间的被动平衡，加剧了我国资源浪费——破坏环境——经济增长方式不可持续这个循环圈的封闭与恶化。
今年政府准备打破这个怪圈，自觉提出GDP增长保持在7.5%左右，这样尽管会给就业带来一定难度，但是如果能够利用好CPI下降的空间与时间，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对优化我国GDP的增长结构来说绝对是件大好事。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把这次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比喻成为“弯道开车”，笔者认为这种转型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把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上调到合理区间，让参与市场的各类要素获得应有的收入分配，才能调动参与各方的积极性和消费能力。尽管这种要素改革可能会引起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水平暂时的部分乃至全面上涨，但是这种上涨能够带动我国压抑了多年的消费能力提高，有助于增加对第三产业的发展需求，从而有助于通过发展来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
只要把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调整到合适区间，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才能获得动力。试想想，工业用电价格如果还是保持那么低廉，那么用电的工业企业能够那么自觉地节约用电量、努力减少排放物吗？同样道理，如果增加土地使用成本，用地企业能不想想办法提高对土地资源的使用率，从而减少占用耕地面积吗？相反，不管是任何类型的任何企业，只要各级政府支持各类生产要素参与市场交易与收入分配，那么这些企业都会对资源要素的使用“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这样，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自然而然就由粗放式转变成集约式增长了。因此，要建立经济内生性增长机制，首先就必须进行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因此，要充分利用当前CPI低于我国银行利息差的大好时机，鼓励银行将更大规模的新增信贷投放到节能减排成效显著的环境友好型企业和客户上去，让它们在金融工具指挥部的调节之下，尽快改进生产技术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生产技术方式。只有这样，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才是自觉的，不用政府动用行政命令驱使。
笔者根据多年研究认为，如果CPI能够连续3—5年保持低于银行利息差，那么，我们就能借此窗口完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
如何利用好这一有利时机
在生产要素市场，可能最具有直接效果的就是劳动力和土地了，让劳动力恢复到原有的价值必然有助于调动全社会参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增加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同样地，让土地要素回归到合理价位也有助于房价降温，可以减少耕地占用的冲动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贪求，也有利于保证后代能够拥有一片幸福的土地资源。为此，政府应该通过立法保障雇员与雇主顺利展开薪酬谈判，保证雇员工资合理合法增长；同样地，政府应该在大建保障房的同时放开土地要素的价格，采取严厉措施遏制地方政府过度占用耕地开发商品房。
另外，政府还要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让资本、企业家、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到正常位置。虽然说短时间之内，这些生产要素的供应者都是强势群体，国家可以打压一下，但是从长远来看，政府应该让其回归合理价格区间。只有让它们（代表资本的利率、汇率，代表企业家的薪酬，代表技术的知识产权，代表信息的咨询）的价格充分体现各自的价值，它们才能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带来有力的推动。
可以先选取一两项生产要素作为改革的试点，比如选定电力、水务，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全面铺开。目前，受到欧债危机、石油价格暴涨等国际输入性通货膨胀、我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以及国民收入分配不均等多因素的影响，要通过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来破解这些难题，就必须选择一个能够直接带动全国大多数居民消费能力修复与提高的领域来突破。笔者认为，如果采取具有一定抵消作用的双赢改革，可能不至于给我国的通货膨胀（即CPI）带来更大的压力，同时又能保持就业压力的合理释放。
在现实生活中，增加劳动力的收入与适当提高电力与水务产品的价格就是这样一种双赢或多赢改革。假设让每个居民都增加10%的工资，同时让他们增加2%的电力消费和3%的水务消费，其实他们的实际工资还有5%的增长，即居民还有5%的消费能力增加来购买其他产品。这样无形之中就赢得了劳动者对资源税改革的支持或者对整个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配合。
只要中央政府在正利率时期多多采用这种双赢甚至多赢式的改革，广大的民众不但幸福指数不会降低，相反他们还会更加自觉地维护整个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工作，配合政府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性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