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我国是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体，不管国际经济如何，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我国的经济就会稳定发展。”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很有信心。
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供应链紧张、大宗商品上涨等因素影响了全球经济。2022年，中国经济将如何继续前行、稳中求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又是如何理解新发展格局的?为什么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难以追赶发达国家?而美国近期透露的加息意向，会不会影响中国的金融风险?
近日，在新书《中国经济的前景》(中信出版社)出版之际，林毅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分享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在他看来，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仍有巨大潜力。在外销增长预期下滑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采取必要的宏观政策措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新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相信2022年，我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和增长。”
做好自己的事，我国的经济就会稳定、发展
新结构经济学是林毅夫及其合作者提出并倡导的研究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理论。当前主流经济学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制度、文化作为前提，而新结构经济学是对中国经验的总结。林毅夫认为，这套理论的暗含前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一致，能更好地帮助外界认识、分析其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更好地帮助它们解决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视角，该如何理解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
林毅夫：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呢?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最重要的是必须发展好经济，让人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经济体量不断变大，从而使经济体量在世界的占比提高、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增加。这样，国际循环的比重就会下降，国内循环的比重越来越高。
这是因为现代制造业规模经济很大，国内经济的体量越大，国内消化的能力就会越强，国内循环的比重就会越大;同时，服务业中许多属于不可贸易，服务业占比越高，国内循环的比重也会越大。国内经济体量的扩大和服务业占比的提高都有赖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
在我国被称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时期，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当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099美元，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比重为5.3%，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41.8%，出口则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4%，国内循环的比重为64.6%。到2019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98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2006年的5.3%上升至2019年的16.4%，我国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41.8%上升到53.6%，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降为17.4%，国内循环的比重上升到82.6%。将来，随着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会逐步逼近至20%、25%，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会逐渐向70%、80%逼近，国内循环的比重也就会从2019年的82.6%，逐渐趋近90%，甚至更高，国内循环的主体地位也就会更为加强。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经济体，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经济要发展好，各个地区应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产业，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在国内国际市场有竞争力，有竞争力的产品不仅要卖到国内市场，也要卖到国际大市场，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和资源则需要更多地利用国际市场来提供，所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收入水平，进一步加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必要条件。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提出，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与时俱进的论断，也是正本清源。过去中国的经济发展被描述为出口导向，如果出口减少了，难免会影响发展的信心。既然我国是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体，不管国际经济如何，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我国的经济就会稳定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您为什么强调中国经济学要进行自主理论创新？又该如何进行经济学理论创新？
林毅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成为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可谓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发展奇迹，但其间国际上也充斥着“中国崩溃论”。结合我国自身发展经验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来看，反思主流的经济学理论思潮并进行理论创新很有必要。这既可以帮助我们洞悉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理论适用的局限性，也有利于我们抓住时代机遇，推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并讲清楚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背后的道理、学理和哲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当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背后肯定有其道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把阐述发达国家成功道理的理论学会，拿回来应用，就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也就是抱有一种“西天取经”的心态，从战后学习西方先进产业的旧结构主义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习西方先进市场制度的新自由主义，皆是如此。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70多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到底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到目前为止只有2个从低收入跻身到高收入经济体行列。1960年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这其中只有13个进入高收入阶段，其中8个或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或是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由此可见，经过70多年的努力，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通过多年的研究，我发现一个事实，即至今没有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制定政策，实现追赶上发达国家的愿望;少数几个发展或转型比较成功的经济体，推行的主要政策从当时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是错误的。那么为什么这些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很有说服力的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决问题时显得苍白无力?为什么一些发展中国家按照这些理论来制定发展和转型政策时屡屡失败?
分析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或制度等结构为学习借鉴的目标，并以总结发达国家经验，以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和制度等结构为暗含前提的理论为指导，忽视了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在结构差异的内生性，于是，照搬发达国家的理论到发展中国家来难免出现“南橘北枳”的困境。
例如，金融对现代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教科书里讨论的金融制度安排一般都是发达国家适用的制度安排，包括大银行、股票市场、风险资本、公司债等。这种制度安排适合发达国家资本很密集、技术很先进的情况，企业的生产活动和技术创新需要大量资本投入、风险非常大的金融需求。
可是，在发展中国家70%～80%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小型的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用的技术一般是相对成熟的技术，生产的产品也是相对成熟的产品，需要的资本规模较小，风险主要集中在经营者的能力和信用问题方面，如果按照主流金融经济学的教科书仅依赖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大银行、公司债等，就会发现实体经济的特性跟金融安排的特性不配套，金融没有办法服务于实体经济。但是，发展中国家在进行经济转型时一般被建议按现代金融学的理论去照搬发达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
总之，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一般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理论的暗含前提，并把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最优的、发展的目标。经济学理论应当在我国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要求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自己的成败经验和问题来总结出新的理论，在理论中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结构的内生差异性，并了解这种内生的差异性对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的影响。
《中国经济周刊》：您前面提到，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至少有180个仍未能做到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或低收入陷阱，那么，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应对措施有哪些？对世界具有何种意义？
林毅夫：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画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未能持续提高甚至倒退，因而无法顺利而巩固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要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了解经济增长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诸多外部性和协调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既要有有效的市场以发挥企业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积极性，也要有有为的政府来克服市场失灵，提供或协调基础设施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只要我们利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的发展潜力，那么，应该能够保持较快、较高质量的发展，在2025年左右跨过12535美元的门槛，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
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届时，不仅10多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这将是中国对人类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经济的前景》一书中收录了您在2020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对话，您认为斯蒂格利茨教授关于“美国真相”的观点有哪些启示？
林毅夫：斯蒂格利茨教授在《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以下简称《美国真相》)中把美国现在的经济、社会、政策问题分析得鞭辟入里，深入剖析了美国现在很多问题的根源。美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被极少数的权贵阶层绑架，表面上美国是一人一票，实际如斯蒂格利茨教授在书中所言是一美元一票，政治体制被权贵阶层的利益绑架，贫富差距扩大、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不断缩小等问题越来越严重，进而由内部矛盾冲突激化导致民粹主义抬头。斯蒂格利茨教授开出的诊断和药方非常到位，但遗憾的是，在美国真正被接受的可能性很低。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大流行传染病，以及气候变暖、金融危机等问题，都需要协调全世界各国的努力来克服，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号强国，应该是这一方面的积极推动者。问题是，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不能解决，导致它不顾全球领导职责，只关心自己国内的问题，进而导致全球性危机无法得到有效协商应对。而且，美国内部的经济、社会、政治矛盾重重，面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没有信心以真正公平竞争的方式来应对，不断为自己内部的问题寻找替罪羔羊，并利用自身的科技、军事霸权来抑制中国的发展，置公平竞争于不顾。
我非常赞成斯蒂格利茨教授对美国问题的看法，从新结构经济学来看，经济发展的本质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是不断创造新知识并运用到生产中，促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这个过程之中，需要通过市场竞争来激励创新，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同时还需要政府主动克服市场失灵，不断完善基础设施或提供各种适宜的制度安排，包括为走在技术前沿的产业提供基础科研支持。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提高所有人的收入水平，让所有人在发展过程中受益。政府和社会就不仅要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等弱势群体有所帮助，还要防止金融寡头、科技寡头对财富的垄断。这就不仅需要有效的市场，还需要有为的政府，“两只手”都要用。
美国自1776年建国后一直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重点是怎么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此，美国有两派观点，一派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倡政府要积极有为，另一派是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杰斐逊主义”，强调有限的政府，政府最好少管。有句俗语说“谎话讲一千次，自己都会相信”。美国建国以后，“杰斐逊主义”主导话语权，“汉密尔顿主义”主导决策权，但是，由于美国不断宣称“杰斐逊主义”，后来自己也相信了，“里根主义”和上一任的总统特朗普也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话。于是，美国在里根总统之后也推行了新自由主义，导致了《美国真相》所指出的收入分配的恶化、寡头垄断、政府被权贵利益集团绑架等问题。
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比较幸运，在转型的时候虽然也借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但在改革中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的弊端，得以在转型过程中维持宏观稳定，经济快速发展。
当然，我们也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确定发展的目的是要让所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美好，整体经济、社会发展都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我相信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避免美国金融、科技寡头垄断绑架政治体制的问题，从而避免像美国这样，作为头号强国，被自身的内部问题困扰，放弃了应有的全球领导权和领导风范，无法为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甚至成为全球问题的制造者。
2022年中国经济展望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用一个词形容2021年的中国经济，您会怎么形容？
林毅夫：稳中有进。2021年，我国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三大攻坚战扎实推进，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持续加快，新工业革命稳步推进，改革开放继续深化，人民生活得到有力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增长，这充分表明中国经济是具有韧性的，也是稳中有进的。
《中国经济周刊》：全球疫情反复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这种影响会持续多久、如何发展？我国应该怎么做？
林毅夫：目前发达国家疫苗接种已经接近全民，发展中国家则只有少数人得到接种，因此，在2022年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开始复苏，而发展中国家则可能还在一波又一波疫情防控的紧张情势之中。对于我国而言，发达国家因为生产恢复，依赖对我国的出口你以为维持民生的需求可能减少，发展中国家则忙于疫情防控，经济发展受阻，对我国的产品需求也可能疲软。在外需减弱的情况下，2022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将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和需求。
《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我国GDP增速达8.1%，世界银行预计，2022年增速将放缓至5.1%。此外也有多位经济学家预判，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低于2021年。您对此怎么看？2022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林毅夫：2021年的经济增长是在2020年2.3%低增长基数上的反弹，2022年是在2021年较高增长基数上的增长，因此，略低于2021年的增长率是正常现象。
2022年国际上可能出现增长的分化，发达国家完成了全民接种疫苗，在2022年下半年有可能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正常，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疫苗接种的人口比例很低，新冠肺炎疫情仍将不时暴发。2022年，在外销增长预期下滑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应该采取必要的逆周期宏观政策措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新基础设施建设，消除未来经济增长的瓶颈，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相信2022年，我国经济将保持稳定和增长。
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我国还有巨大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空间，也就是有巨大的增长潜力，有充足的资源来挖掘增长的潜力，以及有较充分的就业，来保证收入和消费的增长。
《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12月27日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视频会议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的近期公开表态中，都提到2022年要发挥好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您怎么看“政府投资”对经济恢复的作用？
林毅夫：外需不足、经济下行的时候是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最好时机，尤其是那些能消除软硬基础设施瓶颈、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投资。政府投资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便会增加，就业就会增加，民众对未来的预期也会变好，经济增长会加快，从而实现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我提出的 “超越凯恩斯主义”的想法。
(注：“超越凯恩斯主义”是林毅夫将中国政府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归纳总结后提出的概念，强调政府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主要是选择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投资项目，用在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
《中国经济周刊》：美联储已经透露2022年加息意向，如果美国紧缩货币，会不会给中国带来金融风险？
林毅夫：如果2022年美联储进行加息的话，这就意味着美元资本会流回本国，将导致其他国家面临一些问题，尤其是金融已经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在管理他们的资本账户时会面临一些挑战，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所幸，我国一直对资本账户保持着必要的管理，因此美元加息对我国可能的冲击会得到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