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匠心大会”不久前在杭州召开，400多位参会代表皆来自国内制造业大牌民企。之前与这些企业家虽没见过面，但许多人的大名我是知道的。那天上午，大会安排我作20分钟主题演讲，站在台上往下看，发现对面不少企业家满头银发，年龄应该在70岁上下。
这是怎么回事呢?会间餐叙，我问坐在身边的华立集团汪力成董事长，他解释说，这些企业家当初创业时都很年轻，风风雨雨几十年，现在企业做大了，年龄也就大了，他们也想早点退下来安享晚年，可做制造业这一行太辛苦，赚钱又慢，儿孙们不肯接手。迫于无奈，还得自己接着干。
后来我又问过几位相熟的企业家，回答也大同小异。于是我突发联想：西方国家“产业空心化”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原因?读者应该还记得，当年奥巴马上台后曾信誓旦旦地宣称：“美国要回归制造业”;而特朗普主政期间更是大手减税，希望利诱制造业回流。可结果呢?我们今天仍看不到美国有回归制造业的明显迹象。
可转念再想，我又有了一种担忧：中国是否也会因为制造业后继无人而出现产业空心化?并非杞人忧天。国内学界前几年就在讨论资本“脱实向虚”问题，中央也高度重视，说明我们也存在“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我曾撰文分析过：资本“脱实向虚”的原因虽多，但归根到底是虚拟经济的利润率高于实体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精辟论述。让我们看马克思是怎样分析的：
关于虚拟经济的界定。马克思指出，劳动可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生产性劳动创造财富(价值)，属于实体经济部门;非生产性劳动不直接创造财富(价值)，属于虚拟经济部门。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的延伸虽不创造财富(价值)，但通过提供资金融通、商品流通等服务，可以协助实体经济提高财富生产效率。
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虚拟经济发展必须依托于实体经济，若脱离实体经济自行膨胀，必形成经济泡沫，最终会导致金融危机。而要抑制虚拟资本膨胀，前提是全社会利润率要平均化(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利润平均化需满足两个条件：部门间可以自由竞争;资本在不同部门能够自由流动。
现在看，中国的现实完全印证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国内资本脱实向虚，的确是虚拟经济利润相对高所造成的结果。据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利润率为6.84%;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利润率却高达16.27%：金融业利润率之所以比制造业高，原因是政府对金融业牌照有严格管制，资本难以自由进入。也就是说，目前金融业利润中，有一部分是“行政租”。
问题就在这里：虚拟经济部门不创造财富(价值)，但却参与财富(价值)分配。当财富(价值) 一定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收益则相互消长：虚拟经济的收益高，实体经济的收益就会低。另外从投资选择看，虚拟经济收益越高，投资实体经济的机会成本就越大，前面说到制造业后继乏人，这应该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可见，要扭转资本“脱实向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用两招：一招是治本的办法，即打破行政性经营垄断。不过此举涉及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远水难解近渴，故眼前还得有一招治标的办法。我建议，可考虑在税收政策上再作调整，进一步加大对制造业的减税力度。
我国的结构性减税，可圈可点。2016年国家启动“营改增”试点，制造业适用税率为16%，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为11%，金融业和生活型服务业为6%。2019年，制造业适用税率调减至13%;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减至10%。为支持实体经济，国家何不将制造业适用税率也减至10%?“拉弗曲线”读者知道，道理就不用我说了吧。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