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时强调：“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金融机构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坚持合作共赢，遵循商业可持续原则，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金融支持。
银行贷款。主要包括开发性、政策性和商业性贷款。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国开行”)发挥开发性金融优势，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产能合作为重点，在能源、装备、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等重点领域提供资金，主要融资形式包括外汇中长期贷款、跨境人民币贷款、国际银团等。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发挥政策性金融作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外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简称“两优”贷款)，具有利率低(2%—3%)、期限长(15年—20年)等优势。商业银行理论上能够提供包括授信、贷款、投行、财务咨询等综合化的跨境金融服务，但从实践来看，授信和信贷是目前“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主要的融资模式。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能够撬动更多外部资金，在不增加融资主体债务负担情况下提供长期稳定资金支持，与“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周期长的特点匹配。目前主要有：由中央政府发起设立的丝路基金，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运作原则，通过股权为主的多种投融资方式，投资于不同领域，追求合理的财务收益和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初始资本400亿美元，2017年5月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由国开行、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起设立的中非发展基金和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等区域性基金，前者规模已达100亿美元，累计决定对非洲36个国家的90多个项目投资超过46亿美元(截至2018年8月)。由地方政府发起设立的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产业基金、广东丝路基金等地方性基金，其中江苏“一带一路”投资基金首期规模30亿元人民币，计划2020年增至300亿元。
债券融资。目前为止，债券融资属于薄弱环节，但从特点和优势来看，应该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是债券市场市场化程度较高，公开信息披露机制比较完善，有利于增进发行人与投资人互信，吸引各方资金参与。二是创新机制比较灵活，能够根据主体性质、期限结构、信用资质、资金用途、担保条款等因素进行创新，也能与贷款、股权投资等结合，提供一揽子服务方案。三是市场参与者众多、交易比较活跃，有利于分散信用风险，特别是让有能力、有意愿承担风险的投资机构承担风险并获得收益。
除此之外，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做法还有融资租赁、保险服务和PPP等。
当前融资规模无法满足项目建设需求。据测算，到2030年亚太地区每年需要约1.5万亿美元的基建投资，投融资缺口巨大。目前银行、投资基金等国内金融机构缺乏稳定、低成本的外汇资金来源，影响其提供融资资金的能力。例如，世行、亚行等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享受“AAA”评级，10年期发债成本较国开行、进出口银行低近100基点;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设投融资平台的资本金有限，且自身受国际多边协调和市场化运作等约束，短期内难以对重大项目给予有效支持。
银行贷款以政策性和开发性资金为主，商业性资金供给有限。在国家有关部门推动下，“一带一路”相关的开发性和政策性金融发展较快，相对而言商业银行提供的商业贷款不多。截至2018年末，国开行“一带一路”专项贷款已累计承诺金额折合人民币4665亿元人民币，累计合同签约人民币2359亿元。截至2018年3月，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贷款余额超过8300亿元，占其表内贷款余额的28%。目前，商业银行中“走出去”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支持力度较大，截至2018年末共跟进重大项目超过600个，2015年至2018年间对沿线国家提供超过1300亿美元的授信支持。
直接融资方式运用不足。股票市场方面，2016年至2018年，只有60多家“一带一路”相关企业完成IPO，募集资金约600亿元人民币;约100家企业完成再融资，募集资金4000多亿元。债券市场方面，无论是发行金额还是笔数都较少。截至2018年3月，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注册的熊猫债累计不足1300亿元，发行不足500亿元;在交易所债券市场仅有7家境内外企业发行“一带一路”债券的申请获得证监会核准或沪深交易所的无异议函，拟发行金额合计500亿元，其中只有4家境内外企业发行35亿元“一带一路”债券。
“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务实合作的平台;不是对外援助计划，而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这为加强“一带一路”经济金融合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
商业可持续原则是合作共赢的集中体现，项目投资要讲效益，资金融通也要讲效益。“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下的资金融通，不是单纯的对外援助，不能只看投入不看收益，必须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只有尊重市场规律，遵循商业可持续原则，坚持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才能让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挥好“血脉”作用，更好地履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天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持续不断的资金支持。
落实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层次、多种类金融服务。发挥政策性金融的杠杆作用和开发性金融的牵引作用，促进商业性金融提供更有效支持。在政策性和开发性金融的引领下，商业银行应发挥机构众多、网络通达、综合经营等优势，加强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合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有效的金融支持，促使项目建设和项目融资走上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一方面要加快在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提供更多本地服务，以资金融通促进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另一方面要发挥好联系国内外的桥梁作用，在“走出去”的同时更好地“走进去”“走上去”，促进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应发挥好人民币清算行的作用，助力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与发展，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不断提升人民币国际影响力。
发挥资本市场作用，进一步提升民间资本参与度。股票市场是连接境内外企业与投资者特别是个人投资者的桥梁，能更直接地带动民间资本广泛参与，有利于促进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国内市场方面，不断优化IPO、再融资、并购重组等基本制度，为“一带一路”建设相关企业直接融资提供更大支持;在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的同时，探索研究境内市场制度创新，吸引更多沿线国家来华发行上市。国外市场方面，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相关交易所开展包括股权、产品、技术等多种形式的合作，积极推动交易所和行业机构“走出去”，为企业提供投融资和风险管理服务。
支持金融科技“走出去”，推动在金融服务领域互联互通。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金融科技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而且中国的技术与模式更适合“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有利于经验的快速复制和推广。金融科技企业“走出去”，主要出于拓展业务、获得盈利的考虑，是坚持合作共赢和商业可持续原则的很好体现。加上金融科技具有的普惠性，能让普通民众获得高效和便捷的金融服务，更容易为沿线国家所接受。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制定支持并加快金融科技“走出去”的发展规划，加快政府数据的统一管理与开发。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要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发挥海外网络广、资金客户多、风险管理经验丰富等优势，共同服务好“一带一路”建设。
支持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一带一路”是愿景和倡议，是建立在合作共赢基础上的一种发展模式，在项目建设、贸易投资、资金融通等方面都应该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从而推动我国和沿线国家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相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市场触觉更敏锐、经营机制更灵活、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在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方面具有突出优势。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民营企业参与不足。过去5年里，共有80多家中央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实施了3116个项目，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中央企业承担了50%的项目，合同额占比70%以上。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既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在“走出去”过程中强化互利互惠合作本源、淡化地缘政治色彩，避免引起国际社会不必要疑虑的现实需要。社会各界包括金融机构都要破除所有制偏见，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支持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优势，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