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关键是要厘清其中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梳理金融供给侧问题的形成脉络。
金融“脱实向虚”问题具有普遍性。在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中，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产生了借贷资本和金融业务。从最初的来源看，借贷资本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既非用于资本积累，也非用于个人消费的风险准备金;二是正处于积累周期和消费周期中的货币资金。它们以获取一定的利息为报酬，从某些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中游离了出来，以借贷资本的形式进入了另一些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中，帮助其缓解融资上的约束。随着生产的发展，职能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增加，借贷业务日益发展，借贷市场持续扩大，专职于借贷业务的金融机构应运而生，金融业务逐渐细化：从资金来源看，产业资本循环的链条越来越粗，从资本循环中游离出来的风险准备金和待消费、待积累的货币资金规模也在扩大;从融资需求看，出于竞争的考虑，产业资本积累的规模不断扩大，融资规模与日俱增。然而，在生产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部分金融活动开始脱离上述产业资本循环，以套取买卖间的差价为目的，直接从金融市场购买各式各样的金融产品，并获取了“虚假”的货币利润，进而在流通领域而非生产领域开启了独立的运行模式。深究下去，资金由产业资本循环转移到金融资本循环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大量的分散的小规模资本处于闲置状态，它们在利益的驱动下走上了冒险投机的道路，频繁出没于各种金融市场。另一方面，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其结果是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可变资本相对萎缩，社会有效需求减弱，商品和资本均开始出现过剩，于是过剩的资本从产业资本循环中转移出来另谋出路。当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不仅是过剩的小规模资本，就连一些大规模资本也会“脱实向虚”。
金融“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具有特殊性。金融在“脱实向虚”后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其原因既有金融层面的，也有实体层面的。从金融层面看，风险与收益不对称带来了金融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在金融市场受限时，资金成本难以真正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高风险的借贷行为无法获得相应的高回报，那么，借贷资本和金融业务必然趋向于保守，追求安全。试想，倘若给国有部门发放的贷款变为不良贷款时可以视为商业决策失误，而给私营部门发放的贷款变为不良贷款时首先会被审查是否有利益输送，金融服务必然更多地惠及于国有部门，而不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高新科技企业以及“三农”，更多地惠及于具有良好抵押性能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从实体层面看，市场未能及时出清加剧了金融供给的结构性问题。实际上，通过市场出清，大量资本从实体部门转移到了金融部门，降低实体部门的有机构成，从而，实体部门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可以得到暂时性的缓解。在此过程中，金融部门可以为实体部门中的过剩资本发挥着“资金池”的作用。当然，随着利润率的逐渐恢复，购买先进设备、更新管理方式成为业界共识，投资规模和生产规模将出现新一轮扩大，而这将再次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并重演利润率下降和资金“脱实向虚”的那一幕。然而，在实体经济利润率下降的过程中，一些本该被淘汰的旧企业未能及时退出市场却又无法顺利转型，进而演变成了所谓的“僵尸企业”。这些“僵尸企业”通常具有一定的国资背景，或者具有某些“大到不能倒”的特征。它们需要金融机构源源不断地“输血”，与非僵尸企业争夺金融资源。由于这些低效企业未能及时退出，市场无法出清，金融与实体之间的内在循环被卡住了，资金便“瘀”在了某些部门。由是观之，来自于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的一些特殊性因素，提高了新企业、健康企业的融资成本，加剧了实体部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是有效金融供给不足、无效金融供给泛滥的关键所在。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须讲究方法论。一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毫无疑问，与诱使各国金融“脱实向虚”的普遍性因素比起来，导致中国金融“有效供给不足”的特殊性问题居于首位，应当优先得到解决。这其中，坚定不移地让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以及大力清理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循环的瘀点和堵点，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二要协同作战，整体推进。如前所述，金融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形成，原因不仅在于金融部门内部，也是大环境的使然。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仅仅是整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部分，需要其他部门改革的配合。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金融部门的独唱，而是各部门的合唱。三要打开放牌，走改革路。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是出于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才产生的，是企业之间、企业内部分工深化的产物，其脱离实体经济的逻辑也并非无章可循，而是源于实体经济自身的根本缺陷。若销售和生产的范围不能进一步扩大，实体部门的利润率必然走低，相对过剩的资本定会另谋出路，虚拟部门的膨胀在所难免。为今之计，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企业走出去，并将“鲶鱼”引进来，进一步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