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是其金融法制和政策的重大缺陷，建构于实体经济基础上的现行金融法律制度，面对日益膨胀和复杂的虚拟经济，出现了法律关系界定和调整真空。金融危机反映了基础金融交易法、金融调控与监管法落后于金融发展的现实。而危机的全球蔓延，不仅是国际金融法律缺失的结果，也是美国货币权调控权扩张和侵犯他国货币权的结果。
避免金融危机必须从规制国家货币权入手，明确各国货币的法律责任，加强各国货币的国际合作义务，推动超主权信用货币成为主要国际储备币种。在国际层面，要明确提炼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重大法律问题，以货币权的国际制约为基础，以国际储备法、国际汇率法、外汇管制法为国际货币法内核，以国际金融组织法、国际金融监管法、区域金融合作法为主体，以国际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金融信用评级机构立法的国际化为重点，建立多元互补、合作共赢的国际货币金融法律机制。
银行法发展进入新阶段
金融危机使各国多年沿袭的银行业规制理念和监管路径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革，在创新与传统、分业与统合、监管与自律、调控与交易等方面各国均出现了重大调整，银行法律制度随之取得新的发展。
在中国的银行法研究中，中央银行独立性、透明度、货币权与货币政策问题首先成为热点问题。对中央银行透明度，需要从目标、操作、知识透明度等方面进行系统构建。中国货币权的保护、人民币的地位与功能及国际化进程中区域化的法律保障，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需要考虑中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范进行建设。
中国银行法研究还开始关注银行跨业经营法律制度。在“创新与发展”的理念下，银行兼营保险、信贷资产证券化、金融控股公司等混业金融呈现发展态势，金融业反垄断、防火墙、加重责任制度、资本充足性、建立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主体资格、混业模式、跨业行为规则、构建混业经营治理结构框架等法律问题凸显出来，日益成为银行法研究的重点问题。
在特殊金融主体中，应该重点关注政策性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立足于“公益与责任”，可考虑构建不同于商业银行的立法模式，规范其资金来源渠道和运用机制，完善其法人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机制，建立“一行一则”的灵活有效监管机制。中国的农村合作金融立法要保护自主发展和产权创新，厘清合作金融的产权关系，以借款人权利保护为宗旨，注重立法规范风险控制。
银行退出的法律制度应重点关注商业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与破产。立足“稳定与效率目标追求”，可以考虑建立以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为救助主体，银监会、存款保险公司、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四家机构之间分工明确又相互协调的问题银行公共资金救助体系。问题银行接管措施具有行政强制倾向，针对接管制度的核心问题，如接管条件、接管人、接管程序及接管措施，逐一进行立法调整。银行破产应以特殊破产立法模式下分业立法为发展路径，以“行政主导”和“司法主导”相结合的“混合型主导”为破产程序主导机构，提倡救助性并购，摒弃行政撤销，建立即时矫正措施，将处置问题商业银行的成本最小化、原则法制化；建构存款保险公司，建立内容涵盖破产启动程序、破产预防程序、破产清算程序和破产法律责任的中国化商业银行破产法律制度。
从“安全与开放视角”看，金融监管制度的合理性及其有效性关键在于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结构。银行监管权配置依据是银行监管规则体系，其配置结构由政府监管权、市场监管权、自我监管权按照不同比重形成，而配置绩效不仅受其结构制约，还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制约，配置的法律表现形式主要是授权性配置与制衡性配置。
中国在银行监管权结构层面和运行层面都存在一些问题，银行信息披露的重要性始终得不到有效强调。目前需着力关注系统性风险，激励银行债权人主体的监管主动性。在明晰权力、统一机构、解决冲突、建立问责等方面加强，并通过适当建立综合监管予以完善。要加强跨境机构母国监管责任制度，母国监管责任并不是单一、独立的责任，它是以东道国履约为前提，是一种附条件的责任。应当完善母国监管立法，建立针对境外子行和境外分行不同的监管模式、监管权限和监管标准，同时加强双边监管合作，以适应中国金融开放及国际化要求。
银行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同样是一个重要问题，体系化是以金融调控与监管职能协调为基准，必须注意：中央银行独立性和透明度相关制度必须有利于货币政策调控功能的实施和货币权力的行使；银行跨业经营不能背离银行基本职能；特殊金融主体，如政策性银行、合作金融组织，在立法上需要体现国家调控和公共责任取向；问题银行的公共资金救助和接管制度必须协调，银行破产制度也要反映不同于一般企业的金融安全原则。银行监管权力的配置既要反映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需要，也要适应金融产品规制的特殊需求，形成体系化的银行法律制度。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