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是什么人？从现实来看，这可能是个复杂的问题。回到理论讲，第一点，企业家必须能创造经济效益，这是毫无疑问的，尤其现代社会，企业家不必先有一大笔钱，但必须要能赚钱。马克思就谈到这一点：“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也能成为“资本家”。
问题是经济效益怎么创造，钱从哪里来？如果说经营有方，怎么个经营有方？约瑟夫·熊彼特可能算自觉研究企业家理论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的最后答案是：企业家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是新生产函数的创建人。即是说，企业家能赚钱，是因为替生产体系引入新的“增量”。
这当然不能算错，而且熊彼特的创新论还得到另一个侧面的印证，阿曼·艾智仁与哈罗德·德姆塞茨在“团队理论”中提出，当确定每个人的投入对总的产出所作的边际贡献十分困难时，处于分工中的人们会“选择”或者说会“要求”一个人来承担由于“测不准”所产生的风险，这就是企业家--风险的承担者。风险论与创新论一体两面，创新怎么会没有风险呢？
但最有经济学韵味的说法还不是创新论和风险论。在谈到市场时，理论上必谈到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政策上多谈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政府文件和官员讲话乃至最高领导层的讲话中经常提及的，但并没有“企业家”的字眼。企业家与市场机制有没有关连呢？如果有，这会是什么样的关连呢？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时，企业家是不是发挥作用呢？如果是，这会是什么样的作用呢？要回答这里面的问题，可能首先要揭示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
市场是如何优化配置资源的呢？考来究去，问题最后可能要推给自由市场的理论祖师--亚当·斯密。但斯密也是一笔糊涂账，并没有把市场机制真正摆明白，而是“巧妙”借用了一道具，即所谓“看不见的手”，《国富论》写道：一个盘算一己之利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去达到一个与他的盘算不相干且能造福社会的目的。看起来神圣不已，但实质上只是把问题推到无何有之乡。经济学人一窝蜂躺到老祖宗的床上睡大觉，殊不知，“看不见的手”近乎神秘主义的同义词，与“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无异。
规划颠扑不破
如果市场是什么的问题一下子搅不明白，不妨先从规划说起，规划往往被认为市场的对立面，许小年先生就放言：“所有的规划全都是鬼话！”“取消发改委！”什么是规划呢？简单讲，就是预先谋划和安排，乃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没有规划，不堪设想。最简单的，一天的时间就必须规划，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睡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是规划，完全不做规划的人，没有。
一个人不能够“脚踩西瓜皮”，一个组织更不能够“滑到哪里算哪里”。家庭有家庭的规划，企业有企业的规划，团体有团体的规划，国家有国家的规划。规划--明明白白的大好事，可长期以来，计划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20世纪，在反殖民运动的大势下，计划体制于广大的第三世界强力崛起。但终究难逃一劫，苏敢解体前后，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可能是“规划不如变化”。任何人应该都有过规划不如变化的经验，规划九点之前到公司，但出乎意料的是，中途车子抛锚了，结果十点半还没到。当然可以把自己的车子提前检收好，保证万无一失，但别人的车子路中抛锚了，结果十一点还到不了公司。就算三头六臂，千里眼，顺风耳，外加七十二变，可能也做不到信息完全充分，规划难免纰漏。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就可以简要归结为规划不如变化，信息永远不完全。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哈耶克后来作出更明确的重申，核心就是：熙熙攘攘，你来我往，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规划的不可能。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战场上一样，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退一万步讲，即便以规划不如变化而否定规划，也不足以倒向被视为规划对立面的市场。道理很简单，既然连规划都不成，不规划还成？难道真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冥冥之中为人类指点前途？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不足以置规划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规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由这个主来作出规划。对一个组织而言，如果每个人都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可谁来作主呢？
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智慧的人来作主，因为他最有主见，可谁最有智慧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呢？有人可能要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作主，因为他最了解全局，可谁最了解全局呢？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呢？不管提出什么样的人选，都存在类似的疑问：别人怎么知道他如此这般？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茅于轼先生曾提出质疑：按韩愈的想法，一旦有了伯乐，千里马就能够被发现，不会“骈死于槽枥之间”。可问题在于：千里马难找，伯乐就容易找吗？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谁是伯乐呢？只要有两个人说自己是伯乐，而所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问题又闹了：谁是真伯乐？
这正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两伯乐同时相马，张三的成功率高达九成，李四的成功率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应该由他来对相马之事进行规划。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任何的人为权威，市场通过试错而选出真正会规划的人--在经济市场中，这会规划的人就是企业家；在政治市场中，这会规划的人就是政治家；在特定的市场中，这会规划的人就是特定的能人。一句话，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就像平常所说的选举一样。
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一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就由这个人规划去。市场不是一种超脱人的机制，而只是一种选人机制，核心在人，就通常的市场而言，核心在企业家，企业家是市场机制的灵魂。以看不看得见论，企业家应该是“看得见”的，但发现企业家的过程可说是“看不见”的--神秘主义被清除了！
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机制付托于看不见的手，的确可说是西方智慧的奇耻大辱。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规划与不规划的统一，已由一位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规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且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正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原装机这么个东东呢？
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例讲，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也是有成本的，它需要时间和精力，甚至还需要磨嘴皮的耐性和功夫，总体一算，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要是市场上有原装机，多美啊--“我”何不专门为市场提供原装机呢？这一闪念就是企业家的诞生，如果一闪念得到落实，就是企业的诞生，电脑原装企业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一个正确答案，但如果看不到背后的人，正可谓与真理失之交臂。交易费用是谁计算出来的？正是背后的“我”！科斯实质上是发现了“我”--企业家。科斯之所以看到了交易费用，而没有抓住背后的“我”，原因在于西方经济学长期以来见物不见人、论物不论人，没有真正从“我”、从人性自利出发来观察和思考。
价格机制来自并服从于企业家的算计
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这一些作规划的主子也就是企业家的算计--实质就是规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企业家，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拿原装电脑来说，没有某企业家对交易费用的算计，就不会有“我”操办电脑原装企业，也就不会有广大顾客购买电脑的方便实惠。但在特定的系统，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有限的，因为不管如何，最后选出的企业家也总是有限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算计有限，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在《企业的性质》中，科斯曾写道：“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在经济理论的一个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这个鸿沟出现在这样两个假设之间：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资源的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科斯的确架起了桥梁。但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价格机制来自于并服从于企业家的算计。张维迎先生提出“市场=价格+企业家”，重复了科斯的错误，没有看清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
市场是如何优化配置资源的呢？可以拍卖竞价模型简单说明：有个宝需要卖出，可说就是希望得到更优化的配置，拿到拍卖行竞价，起价二百。现场甲、乙、丙三个买家，甲经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第一个报价二百五。这迅速反馈到乙和丙，他们会立即启动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如果计算出的价低于二百五，甲就成交。如果乙计算出的价是三百五，可能先报个三百。又迅速反馈到甲和丙，新一轮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开始……这实际上是个挖掘潜能的过程，是个淘汰和选择的过程，是个选出最精明的企业家的过程，同时是个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的过程。
市场机制最终落实于企业家的精明算计，企业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和灵魂，必须紧紧地扣住这一点来认识、倡导和运用市场，最大限度发挥市场的作用，最大程度防止市场的滥用，没有对企业家的自由选择，没有企业家的精明算计，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就是无稽之谈--“看不见的手”可以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