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学者讨论时把新冠病毒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SARS)对经济的影响做对比，我认为这里面有很多差异性。在过去17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已经改变，在这种背景下看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简单的类比本身可能是在回答错误的问题。
我们需要找到正确的问题，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真正的影响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讨论总体经济影响的意义远不如讨论结构性影响的意义大。
新冠疫情和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差异性
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逻辑是投资拉动，现在开始朝消费驱动、效率驱动、高质量发展转型，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另外，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不同，这次发生在春节期间，非典发生在春节之后。
相较于2003年，2019年第三产业占的比重已经到了GDP比重的54%左右，贡献了GDP增长的将近60%，第三产业已经变成整个中国经济主要的支柱以及增长动能的所在。
与非典时期相比，这次疫情对整个服务领域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这段时间相对农林渔牧所属的第一产业来说，对交通运输、仓储、邮政、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娱乐、出行这样一些需要线下进行的服务项目影响非常大，而这些行业加在一起对GDP的占比达到了36%左右。
如果疫情的控制不是这么顺利，除了服务业之外，可能会影响到节后的返工返岗甚至返学，对制造业、建筑业所属的第二产业的影响也会逐渐呈现出来，进出口方面也会受到影响。
此外，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消费、投资、进出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3年，消费贡献了35.4%的经济增长，当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其中消费供给了3.6个百分点。但是到2019年，消费已经贡献了57.8%的经济增长。
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推动力，短期看，疫情对消费冲击很大。表格信息来自刘俏课程ppt
新冠疫情中，中小微企业需要得到帮助
我的基本判断是，现在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本身是一个内生变量。
如此判断有两个原因：第一，影响的程度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在现阶段，其对消费、对第三产业影响比较大，并将可能蔓延到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房地产和其他一些行业。第二，这也取决于我们怎么去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如果我们能够识别主要在什么领域影响比较大，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就可能会把这个影响降下来。
目前看来，我认为疫情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第二是对就业的影响。事实上这两个影响是合二为一的。因为占据中国民营经济大部的中小微企业贡献了50%的税收、60%的GDP、70%的创新、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新增企业和新增就业。
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和营商环境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间。根据银保监会的统计，2018年各类人民币贷款中，给民营企业的贷款余额只有25.8%。同时，中小微企业承担的资金成本也比较高。信托产品的客户多为从一般金融、中介机构得不到资金支持的企业，跟中长期贷款利率比较，其利率要高很多。这些客户多为中小微企业。由此可见，大量中小微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环境其实要比同样的大企业或者国有企业要困难一些。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而这次疫情是一个外部的冲击，对中小微企业来说挑战就更大了。
清华大学朱武祥教授团队最近对995家民营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做了问卷调查，及时把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以一种非常尖锐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首先是现金的情况非常紧张。大概85%以上的中小微企业现金流只够维持3个月，其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只能维持1个月，另外三分之一只能维持2个月。
其次，现在中小微企业的营收下行压力特别大。简单地估测，将近58%的企业2020年的销售收入会因疫情下滑超过20%以上。企业维持运营，支出压力很大，这其中包括了包括员工的工资和“五险一金”等。
最后，调研也发现，很多企业在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带来的冲击时，缺乏很好的应对手段，多采用减员、降薪和停产歇业等方式。
短期内企业怎么“活下去”?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认为帮扶中小微企业，需要区分短期对策和长期对策。
短期看，有一个基本原则，即在防控疫情作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尽快恢复经济和市场的活动，不能让经济长时期处于这种休克阶段。这两个目标不能对立，要尽可能地把一些适合恢复的经济活动、市场活动恢复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出台政策时需避免过度干预，不要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我们现在强调要尊重市场规则，逐渐恢复市场的活动，从而提升市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韧性，这本身也是国家综合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具体来说，我对中小微企业有这样一些建议。企业现在的首要问题是现金流比较短缺，现金流是企业的营业利润、投资，因此，企业在经营、财务、资本层面可以做一些事情。
在经营层面，企业需要尽可能地增加营收、增加销售收入，可以考虑在线销售或者其他一些创新的方式，在防控疫情的同时想方设法增加收入。同时用极限化的方式降低成本，合理化投入节奏。
在财务层面上，企业需要尽可能寻求降息、增加贷款，或者把债务展期、延期。这样一些方式可以缓解流动性的风险，避免企业倒闭。
另外，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是很大的一次性外部冲击，正常的生产经济活动秩序被打断，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有很多空间可以施展，企业也应该积极地去寻求这方面的一些支持。企业要密切关注，多看《新闻联播》，多了解地方政府的新政策。
最后一点，在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企业应该与其利益相关方尽量沟通协调。包括员工、上下游、融资方和出资方，当然也包括客户、顾客、地方政府等，尽量寻求谅解，找到一种共生共利的安排。
政府如何帮助企业“活下去”?
这次疫情中，政府对市场的回应比较敏锐，最近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大量政策，政策着力点其实跟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是有关联的。比如在税收方面减免税费，甚至帮助企业采取合理的方法降低经营成本。
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增长逻辑在发生变化的同时，我们的公共治理体系也在发生变化。以前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时经常说地方政府是“GDP竞赛”，但是这次疫情中，我们发现地方政府之间的对比更像公共治理的比赛。媒体、企业、老百姓在讨论的时候会看哪个地方政府反应及时，在防控疫情和防止经济下行方面，能够出台更有效的政策。
这种从“GDP竞赛”向“公共治理能力竞赛”的转变，体现出新发展理念开始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考虑执行的效果。这种“比拼”比较的不仅是地方政府支持企业发展的意愿，还要看效果。
中长期企业应对策略：要从需求端考虑转型
从中长期看，这次疫情如果有任何正面的意义，那就是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小微企业在未来应该怎么转型。
中国的企业非常脆弱，生产模式和产品比较单一，在创新方面比较不足，经营理念也有很多短板。从这个角度讲，企业需要多加思考未来怎样提升研发在整个销售收入占的比例，实现转型。
我认为，中国企业要实现成功的转型，增强自身对市场的不确定性或突发事件的应对能力，增强韧性，在未来需要了解来自需求端的变化。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变化，中国的产业结构、产业总量和需求端会发生很多变化。
举几个例子，现在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大概占GDP的38%、39%，在2035年有望提升到58%，而且消费中服务消费占的比重将会从目前的大概50%(2018年是40.2%)增加到美国或是日本现在的水平，即60%以上。因此，未来的消费可能绝大部分并不用于购买商品，而是用在购买服务。
同时，未来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但还有质量红利。我们统计了一下，中国到2035年有接近6个亿的“90后”，这个群体将近一半人完成了高等教育，这意味着到2035年整个中国会有将近3亿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经济体，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绝对数量的完成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人口。这个群体的消费偏好、消费理念以及他们为未来中国企业的转型、中国经济的升级、创新提供的人力资本，都会让企业面临的情况与现在有很大区别。
未来的机会有很多，比如这次病毒疫情，就为医疗大健康行业带来很大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的医疗大健康行业占比大概只有GDP的6.3%。这个比例在美国是18%，在欧洲国家、欧盟平均是1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领域会有很大的发展。
在2035年，如果医疗大健康行业在中国GDP占比达到10%，即实现欧盟的平均水平，那就意味着，按照现在2018年、2019年的价格不变，中国的医疗大健康行业价值附加可能会达到21万亿人民币。这样的体量会带来多少机会?
中小微企业如何敏锐把握这些来自需求端的变化，改变商业模式、改变和创新自身的惯性思维方式，都是在做中长期发展规划时要考虑的。
(文章整理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光华思想力公开课”第二讲《这一次为什么不同?——从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变化看新冠病毒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和资本市场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