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真心愿意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不仅是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也是民间资本能否重拾投资热情的重要问题。
国有企业在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过程中，放弃控股权，是否就意味着有政治风险呢？等等。这些问题不仅要考虑，更要解决。
从前些年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让民间投资者投资热情得到充分释放，到近年来国有企业失去边界的快速扩张，让国进民退的担心再次出现。虽然时间跨度并不算长，但产生的心理落差却很大。
国企、特别是央企，到底应当进还是退呢？进，向何处进，退，往何处退，进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退到什么水平才算公平，已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不仅要从战术上提出改革的方法和路径，更要在战略上提出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只有目标和方向明确，改革才不会走歪路，改革才不会出问题。毕竟，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支柱，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
反过来，国有企业如果在体制、机制等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而单纯依靠对政策、资源、市场等的垄断和控制来发展、来竞争，不仅自身发展不好，而且会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影响其他市场经济主体的健康发展。更重要的，以这样的方式发展，只能做“门槛王”，而没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这几年，国有企业大而不强、高而不壮的问题已经日显暴露。如进入世界500强的61家中国企业中，59家是国有企业。而进入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却没有一家能像华为公司那样具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核心竞争力，具有让跨国公司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的竞争实力。
这种现象，也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和关注。国资委副主任邵宁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2012年在继续抓好国有大型企业自身改革的同时，国资委将采取有力措施促进其与中小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的共同发展。
这并不是什么新思路，但是，在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扩张热情十分高涨、扩张速度前所未有的情况下，提出这样的要求，还是颇具针对性和现实性的，至少，它能够有效缓解一下公众对“国进民退”现象的担心。
现在的关键是，在国有企业过度强势、扩张欲望过于强烈、对民营企业大有收编之意的情况下，如何让民营资本参与到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的改革中来，形成更加合理的企业治理结构和资本构成体系，是值得好好研究和思考的问题。因为，自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以来，尽管前些年“民进国退”的步子很大、速度很快。但是，实事求是地讲，退的都是一些地方中小型国有企业，改的也是一些已经无法生存下去的企业，效益好的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并没有在改革上取得明显进展。垄断企业、对政策和资源具有支配权的企业，仍然是完全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具有绝对控制权的企业。
显然，要想让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想让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发展，首先要解决国有企业愿不愿、想不想的问题。要知道，前些年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也有过部分垄断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的探索，但是，实践证明，所谓的开放，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而没有实质性内容。如民用航空领域，曾经那么高调地对民营资本实施开放，结果是，当民营资本轰轰烈烈地进入到民用航空领域后，才慢慢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民用航空对民营资本开放的是玻璃门，而不是房间门。民营资本进入民用航空领域后，在航线资源、政策资源、环境等方面，完全与国有航空公司地位不平等、待遇不平等。目前，还能在民用航空领域苟且偷生的民营航空公司，已经几乎没有了。
所以，是否真心愿意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不仅是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问题，也是民间资本能否重拾投资热情的重要问题。那么，有关方面将以怎样的手段促进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合作呢？“新36条”及其操作细则，能够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吗？
假如国有企业能够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合作，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事。因为，从近年来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与非公有制企业，甚至是地方政府的合作来看，“控股权”都是国有企业合作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控股权，国有企业是不会同意合作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只要国有企业不放弃控股权，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合作就很难推进。因为，如果继续以控股权来推进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合作，就等于是“国进民退”，就失去了合作的意义。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最重要的是公平，地位的公平、资本合作的公平、竞争的公平。失去公平的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
那么，国有企业能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不死守“控股权”这一不平等条约呢？有关方面能否在这方面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能否不给国有企业提出这方面的要求呢？国有企业在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过程中，放弃控股权，是否就意味着有政治风险呢？等等。这些问题不仅要考虑，更要解决。
当然，在推进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垄断问题。因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垄断已成为市场经济秩序建立和完善的最大难题之一，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垄断不破，对民营资本开放，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就是一句空话。但是，如何打破垄断，如何让民营资本进入到垄断行业，不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如国有企业的地位、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资源的分配、政策的公平性等，都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关方面能够“放权”吗？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去失去垄断行业的改革吗？
总之，让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问题的关键不在非公有制企业，而在国有企业，在相关职能部门。只有国有企业和相关职能部门的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思维开明了，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合作才有基础，才能真正地向前推进。让民资进入，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