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每天吃饭，但我们似乎并不懂得的粮食，不懂它发生着如此深重的变化。
8月26日，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迪乌夫到访中国，他对中国说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日子是中国的敏感时间，也是全球的敏感时间。这一天将载入历史。
当日，芝加哥期货市场大豆以1435美分/蒲式耳的三年新高，利索地摆脱2010年12月以来的长震荡区间，宣布主升浪的开始。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它不仅摆脱了2008年10月以来的底部箱体，而且跳出了过去十年的顶部平台，从而宣告了“另一个10年”周期的到来，它将大豆的价格中枢抬高到1000美分级别。
这一天下午，中国总理温家宝从干旱缺水的张家口市万全县宣平堡霍家房村的土豆地里直起身，鼓励村民“把土豆种好”。2011年来，中央高层对农业前所未有的关心。水利和种业培育先后提到战略高度。今年以来重要高层密集调研产粮区。仅8月来的中央动作就有：农村调研、种业整合、中央集体学习研究土地管理、紧急收紧地方土地审批、拟订土地差别化政策及密集的官媒发言。
这一天，拜登刚离开中国不久，就传出消息称两部委调研解除种业外资控股限制。此时孟山都的转基因玉米在广西的秘密种植仍在继续，两日后，国内种业整合加速消息传来，登海种业因玉米种业务量大，迅速被推上涨停，它已经走出了独立行情。
这一天，中国宣布7月猪肉价环比大涨11.7%重回高位。4月以来，大豆和玉米带领农产品取代了原油和金属的通胀主导权，点燃猪周期，并在下半年来明显成为国际间博弈的焦点。继石油美元信用遭到打击之后，粮食美元逐渐浮出水面。这将是中国未来10年面临的双重金融挑战。
“N年一遇”的灾祸依旧不打算停止脚步。历史罕见台风艾琳和南玛都均已酝酿成熟，很快将袭击美国和台湾地区，北半球的干旱没有停歇。利比亚的战事收官，全球主权债务危机的新一轮冲击波因为德国反对希腊的债务互换而渐渐浮现。
人们迷惑的是，这到底是农业的非常性波动，还是系统性风险发生？从我们的研究结论倾向于后者。
全球农业的系统性风险
世界主流机构普遍预测世界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大约85-90亿，也就是说增长30%。显然，人类的耕地资源已不可能增长这么多。但这种预测模型可能忽略了三种可能，即极端灾害引起大饥荒、争夺资源引发战争、食物或生态变异引发瘟疫。这就是“马尔萨斯人口增长抑制”，很悲惨，理论上和历史中均无法逃脱。
而每一次的人口大洗牌和粮食再分配，应该说都是农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灾害、战争和疾病只是它的导火索或者历史名义。那么什么是农业的体系呢？它应该包括天体活动周期、人口周期、劳动生产率周期、资源约束、交易和流通效率、短期自然条件。
上述6个层次对农业生产和贸易体系的影响力逐级递减，并决定了农业波动的级别。小规模的自然灾害影响单个作物生产的事件枚不胜举，在此不赘；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martyaSen以1943年孟加拉饥荒为例，指出大多数饥荒中，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的原因并不是粮食短缺，而是因为腐败和政治无能，无法将粮食发放到需要者手中。而自然条件对农业和粮食体系的巨大影响，莫以饥饿的非洲为甚了。真正形成系统性破坏力的，是前三者。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天体活动周期和资源约束。
很多人对天体活动如太阳黑子周期不以为意，实际上历史对比研究的结果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比如气候史上两段著名的黑暗时期，一是1645-1715年，称之为“蒙德极小期”。这一区间太阳黑子几乎绝迹，太阳风衰减，光谱失常。而这段时间冰川侵袭欧洲山谷、农田歉收、饥荒肆虐，成千上万人饿死，这刺激了欧洲人的海外冒险。而此时正值明末清初大动荡，从万历中叶开始，旱灾竟持续了七十年之久，据地震学家证明，这个时期是华北大地震最多的时期，鼠疫横行，千年极寒驱使了女真南下，以后的动荡和屠杀我们都知道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790年-1840年的“道尔顿极小期”，但相较为轻。在西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在东方正是清朝由盛转衰阶段，也是清代灾害高峰期，淮河流域尤为严重，一直持续到道光十九年（恰为1839年）。由此可见，天体活动周期对人类文明有根本性的破坏力。
人们通常将资源约束列为头号因素。实际上，如果把水土资源作为总体来看待，因其多样性、弹性和可转换性实际上并不那么令人恐怖，它的约束性常常是农业生产方式带来。一个鲜活的例子是朝鲜。朝鲜饥荒并非是由于治理不当，而是朝鲜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恶性依赖。这种方式依赖于工业技术、机械农具、石油化肥及杀虫剂，它使得朝鲜上世纪80%年代即实现70%城市化和粮食自给，但因苏联解体，而断掉了上述生产资料来源，以此酿祸。
这种模式，就是美国发动的著名的“绿色革命”，它把人类从1970年代的粮食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但它也形成了严重后果，并在今天遭遇了严重挑战。如果太阳活动令周期确立的话，它可能将酿制一场极其深远的灾难。
1970年代粮食危机的升级
从外表来看，本轮危机与1970年代（1972-1979年）的粮食危机极其相似。
经济大背景上，石油价格暴涨，1973年“以美元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彻底瓦解，美国陷入经济停滞与衰退，引发了大面积的经济危机，结束了资本主义世界长达20多年的经济发展“黄金时代”。这个著名的滞涨年代，同样有着连续几年的恶劣气候和自然灾害——中国现存有万余座水库就是建于1970年代的抗旱运动——世界粮食歉收，出口萎缩，传统的循环耕作方式中，耕地面积的扩大远远及不上粮食需求增长。恰好，当时的苏联出人意料进入世界粮食场，引发紧张局面，两极冷战形成的贸易壁垒又推高了交易成本。这一时期处于太阳黑子极活跃年代。
这已经构成了整个农业和粮食系统发生系统性风险全部要件。上述要素之间绝非偶然的历史关系，而是环环相扣。
工业化过热发展导致工业品供给过剩和农业资源的不足，一面导致经济危机和货币体系危机，一面被密集的自然灾害中加剧通胀，最终把经济推入长周期紧缩。
本轮粮食危机的货币体系和经济危机背景自然明了，其原因与上世纪70年代无本质区别。同样是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全球粮食库存消费比降低到18%左右的历史底部。同样在2007-2008年，发生席卷全球的粮食暴动。
同样引起大规模贸易壁垒，如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阿根廷禁止或限制小麦的出口，从而关闭了全球小麦市场的三分之一；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印度和柬埔寨禁止或限制出口，使得全球只剩下少数出口国，主要是泰国和美国。这进一步加剧了粮食通胀。
主要不同在于根源，一是引发农业资源危机的生产方式不同，二是太阳活动周期不同。
70年代粮食危机前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着力单位产量，在日本先后培育成功了高产矮杆小麦和稻谷，随后迅速推广到美国、墨西哥产业化生产，并迅速荡平亚洲地区，这就是我们现在大量使用的工业杂交种子。
这种种子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在全世界实现了玉米、水稻和小麦平均产量两倍以上的增长，极大满足了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史称“绿色革命”。
但是这一方式对能耗和水资源的需求成倍增加。如在美国生产一吨玉米需要160升油(包括运输、机械、化肥、农药等等)，而在墨西哥，农民用传统的方法生产同样多的玉米只需要4.8升油。单位产出的耗水量一般是农户生产方式的5-10倍。本质上，这是一种能源投入型生产方式。这反过来又推动能源价格上涨和水资源枯竭。2005年，能源开支占美国农业生产总成本的16%还多，其中三分之一直接用于燃料，包括电力，三分之二间接地用于化肥和农药的生产。农业消耗了全球用水量的70％左右，许多灌溉系统60％以上的水被浪费。在“绿色革命”的核心区印度中央平原和中国华北平原，地下水资源已遭到严重损毁。
而且，长期频繁的灌溉和农药使得土质大幅下降，这使得单位产量的能耗成本进一步增加，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在水土资源贫瘠的东亚地区更为严重。
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所长、粮食经济学家布劳恩指出，“农业生产增长率大致维持在每年1.2%左右，但是这一增长率却无法赶上人口增长和由此而来的对粮食需求的增加。”这是问题的根源，跟中国投资驱动与滥发货币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道理。
变本加厉的是，小布什2005年出炉的《生物能源法》。也就是说用石油种玉米，再用玉米变燃油，这本质上是逆自然而行，但却赤裸裸撕开了农业与石油的寄存关系，彻底打通了粮食与金融市场的通道。即便仍然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和能耗成本，美国巨大的比较优势依然培育了掌握全球玉米、大豆、棉花、小麦、豆油、食用油、工业种子定价权的四大粮商。这是70年代粮食危机所未有的局面，因而加剧了本轮粮食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蔓延。
另一个被忽略，且可能极大加剧事态的是自上一个太阳周期以来，太阳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衰退迹象：第24周期迟到两年且一直相当疲软，太阳黑子减少，太阳风减弱，光谱失常。天文学家正在推测地球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寒冷期，实际上某些高纬度地区譬如英国几年来已遭遇了极其严寒的冬季。如果这一周期得以确认，其杀伤力远非70年代可比，且必将引发“马尔萨斯人口增长抑制”：大饥荒、战争、瘟疫。
基于上，我们认为2008年以来的粮食要件齐备，可能会是1970年代粮食危机的升级版。为了逃脱苦难，人们期待的是农业“二次革命”，并寄希望于“转基因”，但是从目前看，除了增加美国粮商的话语权，转基因无法提高单产，且后果无法评估。因此，本轮粮食危机波动时间可能很长，烈度未知。
中国的真实现状和未来
如果不力挽狂澜，5年之后中国农业问题会很明显，根据我们在四川和湖南的草根调研，60岁以上老人已经占据部分地区80%以上劳动力。而老龄化和城市化却在不断增加粮食需求。
中国用全球7%的土地，养活了全球1/5的人口，但代价是消耗了全球35%的氮肥和70%左右的可用水资源。“粮食连续七年丰收”的背后是，2-3倍于欧美的花费和农药使用量，数倍于传统种子的工业种子。
中国农业大学资环学院课题研究组的数据表明，过去8年，我国粮食单产几乎没有显著增长，但每亩化肥施用量却增长了近40%，每公斤化肥生产的粮食不足19公斤，这一生产效率正在以每年1公斤的速度下降。化肥增长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降低到10%左右。至2010年，我国良种覆盖率已达95%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达40%。但中国的种子工业除了杂交水稻外，基本没有话语权。今天前十大粮食公司已经控制了全球种子市场的32%以及全部的转基因种子。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一直宣布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但我们根据历史数据追溯推算的结果却似乎与此结论有出入。
也就是说，中国的真实情况是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资源消耗透支接近极限。目前全球每年粮食的正常贸易量为2.2亿吨至2.3亿吨，纵使中国将这些粮食全部购买下来也只能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45%。2010年我国粮食进口量约为3700万吨，已占当时世界粮食贸易量的1/6左右。目前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一大粮食出口市场。
这是相当令人担忧的境况。中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要么跟随转基因路线，要么重回生态农业。但前提均为：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性物种、大面积的土地改造、高效的节水农业、完善的水利设施和安全的肥料资源供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