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经济两次成为热点话题。一是上世纪90年代，由于国家调整发展战略、推行对外开放以及自身市场化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东北经济运行面临严重困难。二是2012年以来，由于发展阶段改变，重化工业“黄金十年”过去，东北经济再次陷入困境;尤其受林毅夫研究团队2017年8月发布的“吉林报告”的激发，社会曾掀起一轮有关东北振兴的热烈讨论。讨论各方见仁见智，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对“东北经济塌陷”的理解。即便如此，在振兴东北这个话题上，目前仍缺乏明确、具有包容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和行动路线图。
东北振兴应避免三大误区
一是过分强调制造业、忽视第三产业的误区。东北是老工业基地，工业企业多，历史包袱重，问题表现也最典型。长期以来，人们提起东北振兴，潜意识里都会把其与振兴当地的制造业划上等号;而近年来有关方面对发展实体经济的强调，更强化了上述认识。振兴东北当然要振兴当地的制造业，但如果仅仅把眼光局限在制造业上，则会犯“以偏概全”的错误。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汽车、手机销量已连续十多个月呈现负增长。汽车是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产品，手机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信息化和“互联网+”。汽车、手机销量出现明显下滑，预示着我国工业化发展、信息化发展，乃至新型工业化进程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全国情况看，2018年我国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0.7%和52.2%，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7.6%和46.3%。预计到2020年，第三产业占全国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将达到50%。东北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按照西方学者的标准，我们将很快跨入后工业化社会的门槛。在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就业吸纳绝对主力的情况下，我们要想使东北振兴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到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上。特别是金融、会计、法律、管理咨询、工业设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制造业深入发展、社会分工更加细化的结果，鼓励发展服务业和振兴制造业并不矛盾。
二是忽视市场机制决定性作用，政府“越俎代庖”的误区。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新挑战，东北各级政府、企业乃至民众都比较焦虑，都希望中央、省里、市里提出明确的路线图，推出强有力的举措;在此基础上，通过凝神聚力，不折不扣地落实上级指示，一举摆脱被动局面。有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不现实的，其背后仍然是计划经济思维在作祟。但现实情况是我们处于市场经济环境之下。大家都在讲高质量发展，从经济学角度理解，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工业化进入后期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快速消失的客观结果。在劳动人口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发展经济，只能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为此有两种思路：一是延续既有的发展路径，依托大量投资来提高人均资本占有率;二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通过盘活存量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从现实情况看，前一条发展路径已遭遇瓶颈，面临重重困难，难以为继;而后一条发展路径则因为我国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而前景广阔。应该看到，所有的生产要素(人力、机器设备、知识技能、企业管理等)都是具体的、专业化的，重组生产要素、向社会提供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过程，不是用标准化的砖头垒长城，而是用七巧板去拼出美丽的图案。这个过程注定是分散的、反复试错的过程，注定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张可云教授曾把东北经济塌陷的本质归结为“萧条病”，其根源是随着经济发展，东北地区主导产业趋于成熟甚至陷入衰退，但由于受特定的经济社会结构制约，新的替代性产业却迟迟未能发展起来。因此，振兴东北不能重蹈欠发达地区产业梯度发展的路子，而应该从产业转型的案例中汲取灵感。德国鲁尔区、美国底特律乃至国内一些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历程充分表明：接续产业的培育都是基于一个地区既有的产业基础、专业知识储备和社会资本积累之上的，接续产业的发展壮大是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探索，市场选择持续演进的结果。在振兴东北过程中，过分强调政府的集中决策、强力干预，只会导致政府替代市场，阻碍市场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从长期看，这也是得不偿失、不可持续的。
三是迷信市场万能，政府“裹足不前”的误区。不久前，“拯救沈阳机床”报道，介绍了沈阳机床厂探索产业升级，最后却归于失败的故事。这个故事很悲壮，也警醒我们：企业管理、经营战略、技术研发、产品市场定位对于企业成功至关重要;产业生态、技术演进路径、企业间竞争合作对于产业振兴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改善营商环境以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很多人的理解是，只要为企业创造良好外部条件，一切交给市场，充分让市场发挥作用，就万事大吉了。但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好的营商环境。是消极定义，侧重于消除阻碍市场经济顺畅运转的障碍;还是积极定义，主动塑造好的市场结构，使市场运行更有效率?按照前者的定义，政府工作的着眼点主要是完善市场机制，具体包括：把国有企业塑造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进一步厘清政企、银企关系;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消除人员流动的障碍;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监管，消除资金流动的障碍;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推行负面清单管理，降低市场运行成本等;而按照后者的定义，政府角色除了上述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提升政府服务，实施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竞争政策。具体到东北地区，政府还应建立缓冲机制以减轻产业转型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震荡。
近年来，随着市场、技术和管理理论的发展，企业经营模式、产业经济模式不断推陈出新，价值链管理、生产(服务)外包、产业集群、平台经济、产业生态等概念层出不穷，从不同角度深刻揭示了现代经济在微观和中观层次的运行机制。迈克·波特曾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影响决定国家(地区)竞争优势的各个因素来塑造、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竞争优势。同样，在深刻把握经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政府也可以借助精准的干预措施(如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研发政策等)来加快东北经济振兴的步伐。这也再次表明：东北振兴绝不是通常意义上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多给几项政策，多给几个大项目、大工程(甚至多放几个重点实验室)就能轻易实现的。
振兴东北应从五方面着力
振兴东北，需要避开“以偏概全”的误区、“越俎代庖”的误区和“裹足不前”的误区;振兴东北，政府不仅要“有所作为”，更要“精准施策”。具体而言，可以在如下几方面着力。
一是深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具体如：优化国有资本布局，加快国有资本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步伐，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国有(国有控股)企业剥离非核心业务;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积极发展员工持股计划，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债权人保护、加快“僵尸企业”退出步伐，以盘活经济存量资源，使银行、政府、企业职工都能轻装前进;加强市场监管，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秩序;加快解决外来人口住房、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问题，消除人口流动障碍;发展多层次金融市场，更好满足企业、居民多方面的金融需求;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提高土地资源使用效率等。
二是扩大开放，激发经济活力。扩大开放，不仅包括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所谓对外开放，就是认真落实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甚至争取先行先试的试点机会，吸引外资进入以前国家限制进入的领域，为汽车、机械、金融、娱乐、旅游等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就是深化东北亚经济合作，鼓励产品出口、鼓励企业“走出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国际争力。所谓对内开放，就是按照“竞争中性”原则，认真落实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平等待遇，消除民间企业在市场准入、资金获得、政府采购等领域面临的有形或无形障碍;就是加强区域交流与合作，吸引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资金来东北投资创业;就是企业加强产业链管理，强化内部竞争以提高产业链的灵活性和效率;就是深化基础产业、公共服务领域改革，在更多环节、更多领域引入竞争。
三是“以人为本”，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转变观念。东北地区思想相对“保守”，是计划经济和“流水线”作业生产方式长期影响的结果。目前上述两条因素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应当适时在东北地区发起一轮“思想解放”运动，大力弘扬民主法治、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理念，培养独立的人格和个人精神，以提高全社会的活跃度。其次，要把打造投资硬环境和改善投资软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把“引资”和“引智”有机结合起来，把被动接受产业转移和主动培育新兴产业有机结合起来，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再次，则要淡化GDP考核，突出就业、民生、营商环境在政府考核体系中的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
四是大力培育产业集群，引导地区经济做出特色。近年来，东北地区在转型升级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像智能装备、冰雪旅游、绿色健康、医药等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总的看，上述产业竞争优势不够鲜明，潜力挖掘空间还很大、经济社会效益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运用“产业集群”思维提高产业密集度、完善公共服务、改善区域营商环境，推动新经济增长点做优、做强、做出特色。具体如：在国有企业“瘦身健体”的前提下，引导大企业向产业平台、标准提供者、系统集成商转型，小企业走“专而精”的发展道路，从而形成企业间合理分工;要加强对老旧工厂设施改造利用，贴近生产基地打造创业空间和创新平台;要吸引多样化企业入驻，夯实区域产业基础;要以企业为龙头，强化产、学、研结合，加快知识的生产和推广;要完善无形资产定价，鼓励创新创业;要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问题。
五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作用。中财委第五次会议研究区域协调发展，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作用。中心城市与郊区城镇、城市群的发展，是城市化深入发展的结果，其产业分工也是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的结果。围绕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推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发展的议题，中财委会议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如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加快养老金制度改革、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等。东北地区需要深入领会中央精神，把中央决策落到实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