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农业生产补贴力度，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里，中央财政“三农”支出比上年增加1839亿元，超过了1万亿元；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连续5年超万亿斤；解决了6398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和60万无电地区人口的用电问题。
近年来，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出台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之多，政策扶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新农村建设逐步推进。
尽管如此，与第二、第三产业相比，农业生产的基础依然脆弱；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的收入和福利仍然偏低；与城市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还很落后。
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城乡差距拉大的趋势？参加今年两会的部分代表委员的看法是，今后，在进一步加大“三农”政策力度的同时，应当深化改革，更多地“还权于农”。
回顾农村改革30多年的历程，不难发现，正是因为不断地“还权于农”，解放农村生产力，从而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不是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让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业生产效率得以大幅提高；乡镇企业的崛起，让农民有了创业的自由，农村经济随之改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使农民有了进城和在更大范围内择业的权利，工资性收入逐渐成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
今日“还权于农”之“权”，最重要的是土地财产权，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毋庸讳言，目前农民维护和行使土地财产权时，仍受到诸多限制，如承包经营权不能抵押、宅基地使用权不能转让。土地流转过程中，不尊重农民意愿、损害农民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农民常常成为“低成本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牺牲者，“失地又失利”，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引爆点。正因如此，温家宝总理前不久指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和保护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利。
“还权于农”的“权”，理应包括农民进城后的公民权利。当农民背井离乡卷入城市化浪潮的时候，由于所谓“身份”的差异，进城后不能和市民享受同等的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公民权利，难以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于是，出现了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现象。城市化的本质，是人即进城农民的城市化。否则，只能是跛足的城市化，或“伪城市化”。
“还权于农”的“权”，还应包括农民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这也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言以蔽之，“还权于农”，既是改善民生的问题，更是通过市场主体再造，实现权利平等和公平交易，进而激发解决“三农”问题内生动力的“基础建设”。把“还权于农”作为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内容，功在当今，利在长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