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由珠三角内地9城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组成。一国两制是其独有的优势，也造成了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不够畅通。扬长避短的关键是坚持一国善用两制，抓住国家新一轮开放的机遇，做好“通”这篇大文章。
上世纪70年代末，大湾区经济体总量还很小，香港刚越过千亿港元，广东全省经济总量不足300亿人民币，深圳经济总量约2亿元。各经济体联系很弱。开放带来了湾区经济繁荣。2017年，经深圳口岸出入境达到2.4亿人次，每天平均超过65人次，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达到1600万余辆(艘、架、列)，日均超过4万辆。广东省货物进出口68155亿元，其中对香港货物贸易超过1万亿元，服务贸易进出口5666亿元。截止2017年，香港对广东实际投资金额累计2700多亿美元，广东累计在香港实际投资额775亿多美元。香港形成和巩固了作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地位，连续多年位列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前列。广东省GDP超过9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10强，珠三角成为中国乃至全球经济最活跃的区域。香港、深圳、广州经济总量均超过2万亿元，湾区经济总量超过1.4万亿美元。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①国家制定了税收、用地、用工等优惠政策吸引外商，促进外贸。②制定了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涉外经济法律，保护外商的合法权益。③制定和修改出入境规定，不断提高服务便利化。④为适应WTO的需要，大幅度降低关税，对国内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系统性清理，推进了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⑤开放倒逼内地改革，也为内地探索新体制提供借鉴。内地在开放中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这些规则和措施，拆除了开放中遇到的体制性藩篱，为“通商”打开了方便之门。加上设施联通日益紧密，湾区成为比肩世界的城市群。
近年来，新的开放举措不断推出，形成新态势新格局：
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内涵十分丰富，是一个新的开放体系。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开放。二是由主要吸引外资到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相平衡的双向开放。2014年，我国对外投资1161亿美元，首次超过千亿美元。吸引外资1197亿美元。预计未来十年，我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三是由货物贸易的开放，到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拓展的开放。即稳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等行业对外开放。四是构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包括1、国家之间或单独关税区之间的自由贸易区。2、国内自由贸易区的先行先试。3、保税区或保税物流园区或出口加工区转型。4、自由贸易港区。2018年4月宣布海南全岛试验。五是更高标准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开放。环保标准、知识产权、负面清单、政府补贴等出现在贸易投资规则中。跨境电商、研发合作、智能制造写进了合作协议。并购基金等资本运作成为新的合作方式。开放新举措迅速推出。6月28日，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开放制造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6月30日，发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精简负面清单内容，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种业、油气、矿产资源、增值电信、文化等重要领域提出了新的举措。11月举办中国进口博览会。
新开放格局为湾区发展提供了巨大机遇。以服务贸易为例，在湾区经济体中，香港、澳门90%以上是服务经济，而湾区9市服务业平均水平不到50%;香港在金融服务、贸易服务、物流服务、教育医疗等方面优势突出，而广州、深圳则在信息服务上有一定优势。湾区各市服务业市场空间大，结构互补。在制造业开放中湾区取得了巨大成功，服务业的开放则为湾区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经过改革开放来40年的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贸易暢通，民心相通方面己有一定基础。新开放政策，CEPA政策，“一带一路”政策的叠加，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政策平台和支持。但是在政策沟通上存在着诸多“玻璃门”、“弹簧门”现象，政策不通畅又制约了其他元素的通达。所以，关键在于要拆除政策落实的障碍，打通“最后一公里”，做好“通”字这篇大文章。
比如，港澳居民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生活工作方面，还有诸多的不便利。又比如，CEPA项下，虽然文件签了，但具体落实中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港澳和内地虽然努力推进职业资格互认，但仍然存在大量障碍。再比如，金融保险业大门开、小门没开。
打通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己成为大湾区发展的“痛点”、“难点”，建议构建湾区发展新机制。这个机制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设立港区发展决策委员会。由国家有关部门和两个特别行政区、广东省政府、湾区九城市政府负责人组成，主要就湾区公共政策和其他重要议题进行协调并作出决定。第二个层次是执行层次的协调，由湾区政府及相关部门建立综合或专项执行性协调机制，协调落实决策层的决定。第三个层面建议设一兼有智库和以上两个层次的工作班子，此机构应为常设机构，主要是研究大湾区发展的政策“最后一公里”中的打通问题，以及大湾区发展的政策需求，提出建议性方案，提供高层次决策和协调建议，对政策落实进行评估。通过三个层面的机制配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各要素的联通、贯通、融通。解决好湾区的“痛点”，粤港澳大湾区定将在更高起点上“通”达天下，“通”向来。
(原深圳市委副秘书长，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