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依法全面履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深入贯彻全面依法治国要求，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依法办事。”
这样的掷地有声，发自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上述内容是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的一环。
政府、法治，二者早已成为固定搭配。正如当下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早已在不知不觉中从跬步至千里，成为近年两会上最受瞩目的亮点与热点议题。
忍痛也得下刀
“像中国政府这样自主自觉自动地去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侯欣一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即使是李克强总理承认让政府“确实很疼”的简政放权，也并没有因为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而停止。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在提前完成本届政府减少行政审批事项三分之一目标的基础上，去年又取消了165项国务院部门及其指定地方实施的审批事项，清理规范了192项审批中介服务事项、220项职业资格许可认定事项。
应了李克强总理曾说过的一句话：“忍痛也得下刀。”尽管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于法治政府建设诸多成绩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即是简政放权。“简政放权，大量下放行政审批权是本届政府的突出亮点。”
在2017年，李克强总理表示，还将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这是政府自身的一场深刻革命，要继续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披荆斩棘向前推进。”
在政府工作报告所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中，还有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减少政府的自由裁量权，增加市场的自主选择权。
清理取消一批生产和服务许可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行多证合一，扩大“证照分离”改革试点。完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实现“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全覆盖，推进综合行政执法。
在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梁伟华看来，近年来清理出的“权责清单”已成为防止权力“任性”的警戒线。“行政机关有哪些职权、边界在哪儿，一份清单，一目了然，规范了行政权力的行使，也为办事群众提供了参照，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从一省看全国
201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法制日报》记者从国务院法制办了解到，所有省份都出台了落实《纲要》的文件。《纲要》实施元年，各地的法治政府建设提速明显。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府法制办主任王学成无疑是有发言权的。以管窥豹，一些简单的例子足以证明法治政府建设的成绩：
广东省政府建立“省政府学法日”，较好地落实了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在全国率先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试行)和依法行政考评办法，从2014年开始，连续三年开展考评;十八大以来，共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36项，出台规章48项，基本构建起与国家法律体系相衔接相配套的较为完善的地方法规制度体系;制定了规章立项、法规规章起草、法规规章审查、立法听取意见等4项立法制度，科学、民主立法机制不断健全;坚持立改废释并举，在全国率先出台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规定和政府规章清理工作规定，率先开展后评估试点，配合省人大常委会对230项政府规章进行清理。
此外，广东省还基本完成了各地级以上市及县(市、区)政府工作部门权责清单编制和公布工作，完成试点部门和地区纵向权责清单编制;制定并实施了全国第一部政府法律顾问工作的省级规章，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全省“全覆盖”，21个地级以上市政府全部119个县(市、区)政府中绝大部分设立了政府法律顾问室;建立完善行政决策责任终身追究机制和责任倒查机制，基本形成了制约不作为、乱作为、懒政怠政行为的制度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更加凸显。十八大以来，广东省政府共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近2700宗;省政府本级行政应诉案件1090件，案件数量年均增长102%，全省收案数和立案数均居全国首位。
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取得的成绩，正是全国法治政府建设不断推向高潮的一个缩影。
让权力有边界
为成绩而骄傲，亦正视并努力解决问题。
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指出的：“政府工作存在不足，有些改革举措和政策落实不到位，涉企收费多、群众办事难等问题仍较突出，行政执法中存在不规范不公正不文明现象，少数干部懒政怠政、推诿扯皮，一些领域腐败问题时有发生。”
侯欣一认为，“让政府权力有边界，是当下必须认真做的。”在他看来，现在政府管的还是太多。某些地方出台文件来规范公民的私生活，比如，限制请客吃饭等。“政府能不能直接干涉公民的生活，是需要认真反思的事情。”
王学成认为，行政执法行为有待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体制还没有完全适应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转变，执法重心没有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上来，监管缺位比较突出，严重制约了政府管理职能和管理方式转变。
“行政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文明、不公正等现象尚未从根本上扭转，一些领域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比较突出。从近年来我省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来看，数量一直持续剧增、高位运行，主要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违法执法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或者责令履行的情况时有发生。”王学成说。
迟福林则认为，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拐点，政府监管体制的变革，应当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提上议事日程，使其与简政放权进程及经济转型趋势相适应。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主任彭雪峰建议，要改变部分领导“重经济、轻法治”的现象;地方政府尤其应该信守承诺，坚决杜绝地方政府因领导人变更而朝令夕改的现象，更要防止招商引资时“甜言蜜语”，投资到位后“冷若冰霜”，甚至“关门打狗”的现象出现;要把对民营经济放开垄断行业的承诺落到实处;要畅通公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的法律渠道和行政渠道，让公众理有地方讲、冤有地方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