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新华社回访简政放权四年改革成效，对各级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的措施予以梳理。四年来，“奇葩证明”、乱收费等百姓痛点，以及行政审批事项、商事登记等企业痛点等多个方面的改革实效如何，值得作科学、审慎的评估研判。
简政放权是什么，可以有很多宏观、学理的定义，但无论怎样的定义最终都要进入普通公民、法人的亲身体验层面，改革的获得感以及个体的真实反馈，是检验改革措施落实情况的核心指标。普通公民可能无法讲出简政放权改革的官方进展，体验亦可能难于收集、量化呈现，但各种奇葩证明究竟砍掉没有，公民日常的行政办事体验是否有所改善，却是真切的。
2015年11月，国务院《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明确提出，坚决砍掉各类无谓的证明和繁琐的手续。2016年8月，公安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个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改进和规范公安派出所出具证明工作的意见》。在可以看到的政务新闻中，各地陆续在出台取消各种奇葩证明的通知，比如日前北京调整取消各种奇葩证明74项，黑龙江的奇葩证明清理数据则是37，苏州则是34，郑州则是22。各地陆续清理的奇葩证明数据存在差异，这当然与此前各地本身政策执行状况差异有关，“百里不同俗”，各地的奇葩证明“创新”设计不同，这也可见，统一行政办事规程、标准的重要性，事关政府公信与政令统一。
“奇葩证明”在减少，但恐怕尚未到完全消失的程度。列举式清理奇葩证明的改革思路，需要配套制度性权力禁止条款，不仅要具象化清理奇葩证明，更要压缩权力继续“创新”的空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反复重申，“于权力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但因为立法层面大量部门立法的存在，使得法律授权很大程度上依然存在部门自我授权、部门利益和权力法律化的情况。清理奇葩证明的具象改革进程远未结束，接下来尤其要提防其卷土重来的可能，特别是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部门立法、自我授权的问题。
奇葩证明只是权力扩张、不受监督的一个具体化表现，改革深入远不是几项莫名其妙的证明文件消失那么轻松。回访改革的有效途径，除了统计、梳理改革措施与成绩数据，还应当启动更大范围的民众感受度调查。公众对改革成效的最真实感受，有助于客观评估宏观改革进展，直面存在的问题。如新华社报道所言，部分改革深水区和角落，“一些部门对权力仍恋恋不舍”，其中包括国务院已经明令取消的审批事项，地方执行不到位，山东省审计厅2016年7月份公布的127个县推进简政放权政策落实情况的审计结果，有12个市28个县的768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仍在行政审批目录中保留，未及时清理。
与前述反映改革成效的清理奇葩证明数据一样，地方“抵抗”改革的数据背后，同样是(也尤其是)普通民众每一次在行政机关办事的真切痛处。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话说，简政放权就是要“用减政府权力的痛，换企业、群众办事的爽”，很显然，积习难除、权力恋栈的局面之下，民众和企业恐怕爽不起来，或者说还不够爽。一些部门为什么对权力恋恋不舍，原因可能很简单，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制度土壤让政府部门可以有机会、有空间对权力恋恋不舍，则是改革向纵深推进所要思考的问题。政府放权清单，哪些该放、哪些要收，不能一直处于政府部门单方决定的状态，权力自我改革同样需要外力的督促和监督。
简政放权改革是在“壮士断腕、相忍为国、让利于民”，断腕、让利，不可能是个轻松愉快的旅程，在推进改革、评估改革的过程中，尤其要关注和体察民众的切身感受，改革的获得感不仅是宏观指标，更是微观民情，需要制度化的反馈机制和渠道，让普通社会成员有机会、有平台参与推动并评价改革进程。让市场“法无禁止即可为”，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是具体化的简政放权改革目标，更是政府法治、权力驯服的制度标尺，改革往纵深去，无退路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