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使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有了新的样板和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首先是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自现代化进程开启以来，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唱主角，甚至是唱独角戏，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充当发达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模式的经济政治制度下实现了现代化;许多试图照搬西方模式的国家都出现水土不服问题，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强国之路不仅使13亿中国人走上现代化之路，其人口规模远远超过以往西方模式现代化涵盖人口的总和，而且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起到示范作用，从而极大地促进它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加快整个人类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类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的解决。中国能够成功，一条根本的经验就是立足基本国情，将各种现代化理论与经验同中国实际相对比、相结合。做好这个对比、结合并非易事，需要智慧。许多在现代化道路上遭遇挫折的国家归根结底就是没有做好这个对比、结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也是历尽磨难、曲折才做到了这个对比、结合。
从现代化的角度说，“中国智慧”主要体现在中国道路上。所谓“中国道路”就是立足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这条道路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双重超越：一方面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超越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超越资本主义。如果不能实现这两个超越，“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算成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及价值就无从谈起。就目前来看，中国道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在为人类提供一种现代化新模式。这种新模式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上。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这个模式有两个主要参照物：一个是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模式，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与西方代议制民主相结合;二是苏联模式，基本特征是计划经济与举国体制相结合。苏联模式曾经一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苏联不仅在工业化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度成为实力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而且有十多个国家都学习苏联模式，并且取得不小的经济发展成就。但是最终苏联发展模式未能超越西方模式。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中国发展模式使得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走上现代化之路。这不仅大大加快了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还展示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相容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比资本主义更有利于推进现代化，更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越来越重视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并且将发展的内涵不断拓展，由经济领域逐步延伸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最终形成“五位一体”发展总体布局。与此同时，中国对现代化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由开始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逐渐拓展到与发展相关的各领域，包括交通运输、通讯、社会服务、文化、教育、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等，最后升华到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涵盖经济社会发展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实践。国家治理更带全局性、根本性，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国家治理模式是否符合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需求以及时代潮流，将决定现代化进程是否可持续。而这又取决于国家治理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更高层次、更带根本性的现代化。如果说“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技现代化都是物质层面的现代化的话，那么这第五个现代化即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制度和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从苏联等国的经验教训来看，只推进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不同时推进第五个现代化，很难可持续下去并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习近平同志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纳入总体现代化进程之中，正是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超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处。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现代化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就一直受到关注。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不过，在过去的30多年间，更多地是从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和党的建设的角度去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虽然不错，但没有突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不久，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这里，习近平同志既强调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即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也揭示了中国现行国家治理模式的基本状况，即党、国家机构、人民群众(社会)三方各行其职，协调行动，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
适应现代化总进程的国家治理模式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中国现代化模式更加全面、完备，更加有生命力。有国家治理模式相伴随的现代化模式不仅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超越资本主义，而且也为社会主义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超越资本主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中国共产党绘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蓝图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五位一体要同时推进，这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推进“五位一体”的建设，必须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模式。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密切相关。全球治理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在推进全球治理上发挥着关键作用的大国在国家治理上表现良好，从而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为全球治理做贡献。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无疑是全球治理的重大福音。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