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智库是国家治理和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主体和助推力量。在德国，政党基金会，也称“政治基金会”，是指与进入联邦议会的相应政党在政治价值、政治取向、政治理念、政治立场一致但在法律身份、治理结构、资源汲取方面又独立于政党的一类具有德国特色的特殊智库。根据德国政党法的规定，连续两届进入议会并占有5%的席位的政党，可以创立与之政治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基金会。根据成立时间的先后顺序，目前德国主要存在六大政党基金会。
主要特点
身份结构的复合性。政党基金会是德国一种特殊的组织形态，具有高度的复合性：在法律身份上呈现为非政府组织形态，在内部治理、项目运行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自主性、独立性;在核心价值取向上呈现为践履特定的并相对固定化的意识形态，与其亲近或属意的政党在基本价值观层面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共融性;在资源汲取结构方面，九成以上的资金来源于德国联邦经济发展与合作部、内政部、外交部等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州政府，只有少部分资金源于社会捐赠，在资金来源上对政府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政党基金会获得联邦政府财政支持的额度、幅度与其所属意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所获席位数量直接关联。目前，六大基金会获得联邦财政资助的比例为：艾伯特基金会31.9%，阿登纳基金会28.0%，瑙曼基金会和伯尔基金会均为10.4%，赛德尔基金会9.8%，卢森堡联邦基金9.5%。可以说，政党基金会是具有德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名为非政府组织，实为“准政党组织”“准政府组织”。
成立于不同的年代。六大政党基金会不是在同一个年代“共时性”“一窝蜂”地成立。有一个(艾伯特基金会)成立于1920年代，一个(瑙曼基金会)成立于1950年代，两个(阿登纳基金会、赛德尔基金会)成立于1960年代，两个(伯尔基金会、卢森堡基金会)成立于1990年代。最早成立的是艾伯特基金会，于1925年在柏林创办，1933年遭纳粹禁止并予以取缔，1947年在汉诺威重建，1953年总部迁到波恩。最晚成立的是卢森堡基金会，于1999年在柏林创立，其属意的左翼党于1998年在大选中获得超过5%的议席。
以某个重要历史人物的名字命名。比如，艾伯特基金会以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统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名字命名，阿登纳基金会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名字命名，赛德尔基金会以基社盟第三任主席汉斯·赛德尔的名字命名，瑙曼基金会以德国著名政治家弗里德里希·瑙曼的名字命名，伯尔基金会以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名字命名，卢森堡基金会以第二国际左派重要领袖罗莎·卢森堡命名。这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对德国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是政党基金会禀承的核心价值所在。
内部治理结构的规范性。各政党基金会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一般由会员大会、理事会和董事会三个层面构成。会员大会是政党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一般一年开一次会，其主要职责是选举、任命、罢免理事会和董事会成员，制定战略规划，审查财务报表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法律身份上，六大政党基金会中除了瑙曼基金会是私法意义上的财团法人(其他5个是社团法人)，所以其没有会员大会。理事会是政党基金会的最高领导机构，由主席、副主席、秘书长等成员组成，主要负责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董事会协助、监督理事会的工作。为了确保机构的正常良性运行，各政党基金会都设有政治教育部、国际合作部、决策咨询部、研究院、档案馆等专门化的业务部门。
以政治社会化为基本使命。一个现代社会，不仅要有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也要有成熟的制度化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基础。1914年以来德国虽然曾建立起魏玛共和国这样的民主体制和政治框架，但由于共和民主发育与生长的社会基础、文化基础并不厚实，后来在一段时期内甚至遭受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不仅使德国社会而且也使许多国家蒙受深重灾难。基于德国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曲折和反复，创立政党基金会的一个基本考虑是对德国民众进行民主政治教育，即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方式倡导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推崇民众参与、社会参与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基础性价值。而要使生活在一定政治形态中的社会成员秉承一定的政治价值、政治原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机制、空间分配、传输这些价值和原则并使之成为特定社会成员认同、肯定的价值和信仰。无论是艾伯特基金会秉承的“自由、公正、团结”的使命还是赛德尔基金会坚守的“民主、和平、发展”的核心价值，都无一例外以民主的基本价值为旨向。政党基金会进行民主教育采取的形式主要有出版书刊、召开学术沙龙、举办讲座和专题研讨班，建构议员、政府官员与市民之间的沟通平台和交流空间等。比如，卢森堡基金会近十年来每年都在柏林通过开办马克思秋季学校的形式组织对马克思著作感兴趣的人研读、讨论马克思经典著作，以加深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和把握。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各政党基金会不仅在德国国内开展民主政治教育，而且积极在海外开展项目。据统计，目前艾伯特基金会的海外代表处有百余个，阿登纳基金会在120多个国家、赛德尔基金会在60多个国家开展项目活动，约一半左右的资金用于海外项目。目前，六大政党基金会中，除了瑙曼基金会在我国无代表处外，其他五个均在我国有正式的代表处。最先与我国开展友好交流的是赛德尔基金会，于1979年与全国对外友协建立正式交流交往机制、推动创设政治对话沟通平台。经过多年的磨合与调整，目前该基金会在我国主要致力于以下三个领域的工作：一是教育领域，与教育部于1980年始就开展师资培训、供给职业教育领域的决策咨询等以致力于促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教育改革和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二是农村发展领域，通过开展培训以及制定农村发展、土地整理战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品质。三是在社会政策领域内，就某些焦点议题开展学术对话交流以强化相互间的理解、消弭分歧、努力建构一定限度的共识。比如，自1999年起与中央党校定期或不定期就法律、经济政策、民生、社会治理等议题开展学术交流。
启 示
高度重视党领导下的社会组织建设。西方政党都有自己影响控制的“外围组织”，各种协会、智库、基金会、青年组织、俱乐部、媒体等就是他们吸引选民、争取选票的重要渠道。政党基金会是基于德国特殊的历史、文化、社会基础建构起来的具有德国特色的组织形态，从其本质而言，是政党的“外围组织”，与相关政党在核心价值层面具有高度趋同性、同质性，共享共同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取向、政治原则、政治立场。在我国，群团组织是具有中国逻辑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党的群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改进提高不能停滞不前。必须看到，提高群团工作的水平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政治化、制度化、组织化、智能化、社会化等维度全方位擘画、多方面推进：政治化是基本前提，确保群团工作的方向不偏;制度化是关键，确保群团工作的相对稳定;组织化是现实基础，确保群团工作的力量供给;智能化是重要依托，确保群团工作的与时俱进;社会化是重点取向，确保群团工作运行的社会认同基础。
积极培育社会智库。在德国，不仅智库建立时间早、数量多、品类多样，而且社会影响力大，尤其是政党基金会这样的智库是公共政策科学制定的重要“参谋”和“助手”。目前我国智库数量不仅与美国有较大差距，同时发展结构也不平衡。据统计，“体制内”智库占比高达95%以上，而民间社会智库数量不足5%，尚未形成智库多元发展、平衡发展的结构和格局。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智库在政策研究、决策咨询等方面的功能会日益凸显。建议将特色社会智库建设作为发展重点并从初创期就加大资金、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力度，鼓励社会智库形成自己的特色、特点、亮点、品牌、核心竞争力，探索社会智库提供多视角、跨专业的公共决策咨询服务的有效实践路径，营造有利于社会智库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和社会氛围。
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外交、发展援助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战以来，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民间公共外交日益普遍，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也日甚。建议相关部门要为社会组织“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主动拓展“发声”空间，建构相互沟通的制度化平台和机制，加大国内社会组织与境外非政府组织之间围绕特定焦点议题的交流、交锋。同时，政府在对外援助工作中可通过项目委托、资金资助、政策导向等形式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以期实现发展援助效益的最优化。建议在每年对外援助的资金总盘子中设立一个专门的“基金池”用于鼓励社会组织参与对外扶贫、救灾、环保、人道救援、社区营造、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创业、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援助并予以制度化，助推我国社会组织大胆“走出去”。资金的管理可选择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相互协商的灵活化运行模式，对外则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开展项目活动，政府作为监督机构保证资金的合理化使用。这样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化程度，而且有助于增强发展援助的针对性、实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