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弊病暴露无遗，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阶层固化在民众中所引发的失望和愤怒情绪直接导致了民粹主义思潮和势力的兴起。如何对相关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使其恢复社会包容性和经济增长的潜力，成为了当前西方政界和学界普遍关心的焦点问题。在此背景下，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带有“乌托邦”式的制度尝试重归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率先推出了试点项目。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定期(例如每月)、定额的现金转移支付，以个人而非家庭为对象，无条件发给一国所有合法居民，没有经济状况审查，也不以是否工作为前提。这一政策主张在事实上为“不劳而获”提供了制度保障，极大地冲击了“有劳才有得”的固有观念。2016年6月5日瑞士就是否引入全民基本收入进行公投，该项公投倡议要求每个成年人每月获得由国家无条件发放的2500瑞士法郎，儿童得到625瑞士法郎。当时这则消息被许多媒体当成一则搞笑甚至是娱乐新闻来看待。瑞士的公投最终被否决，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法定政治程序将全民基本收入这一学术理念变为现实制度的尝试，在全球范围引发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广泛讨论。
全民基本收入并非全新的理念，早在16世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就已在《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最低收入”概念，在此基础上，之后学术界也一直都有关于对国民进行无条件转移支付的讨论。但全民基本收入真正从纯粹的学术象牙塔走向现实的政策实践，并且在全球范围引发关注和争论，与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世界经济衰退密切相关。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杰明· M ·弗里德曼(BenjaminM.Friedman)认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仅只是具有物质福利意义上的价值，它对一个社会的道德品行(moral character)——核心内容包括开放的机会、对多样性的容忍度、社会流动性以及民主的质量——更是尤为重要。他在21世纪之初就曾警告，如果西方国家不能回到二战结束后的30年以及1990年代后半期那种快速和覆盖面广的增长，或者只能确保一少部分人获益，那么社会的退化——悲观的社会氛围、种族和排外情绪的上升、民主政治的弱化——将不可避免。
弗里德曼的告诫在相当程度上正在应验。经济衰退使得西方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收入与财富的不平衡和阶层固化等问题更加凸显，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凝聚力，特别是侵蚀了青年人的信心和希望。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青年人(18—24岁)的收入呈下降趋势，虽然近几年收入随经济复苏得以恢复，但没有进一步增长。当前欧洲每四个青年人中就有一人面临贫困风险，即收入低于中位水平的60%，每五个青年人中就有一人仍在寻找工作。美国梦也在褪色，下一代会比父母一代生活得更加富裕、更加幸福，这是美国梦的核心。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子女的收入高于其父母的情况正逐渐消退。在1940年左右出生的群体，收入水平高于父母的比例大约为90%，而对于1980年左右出生的群体，这一比例仅有50%。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在今天进入西方国家的政策工具箱，其背后所体现的恰恰就是在西方国家经济社会陷入困境的形势下，对社会公正问题的重新定义与再思考。
当前，全民基本收入不仅成为了一些国家的政策辩论议题，而且还进入到了一些国家的政策实践中。芬兰从2017年1月起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从领取过失业金、低保金的人群中抽签产生大约2000名25—58岁之间的芬兰公民，在接下来的24个月里，他们可以获得国家无条件提供的每月560欧元基本收入，两年时间里他们将无法再获得失业金或者低保金。不过，如果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找到了工作，每月560欧元的基本收入仍然可继续领取。
意大利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一直主张全民基本收入，在上台执政后提出了“国民基本收入”计划。2018年12月30日，包含国民基本收入计划的2019年预算案正式通过。根据法案，月收入低于780欧元的公民可以获得相应数额的“国民基本收入”，使月收入达到780欧元(例如，符合条件的月收入600欧元的申请者，将获得每月180欧元的补助)。该计划从2019年4月开始实施，获得“国民基本收入”最长不超过18个月，在到期一个月后可以再续18个月，预计将有约130万个家庭受益。意大利的国民基本收入计划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全民基本收入，因为其有经济状况审查、工作要求和其他诸多条件，但其与全民基本收入的核心理念已经很接近了。
荷兰从2017年开始在乌得勒支(Utrecht)等多个城市进行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入试验，美国加州斯托克顿(Stockton)也在进行一项全民基本收入试验，在18个月期间为约100名斯托克顿居民无条件提供每月500美元现金，参与者必须居住在中等收入或低于城市中位数的社区，但对参与者的个人或家庭收入没有限制。
任何明智的社会制度，都需要在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之间取得平衡。全民基本收入是国家以财政资金对每个国民，无论贫富、出身和职业，以现金的方式给予相同金额的转移支付。这一理念正从纯粹的学术探讨逐步转变为实际的政策实践，从中可以看到西方国家正尝试由注重经济效率转向注重社会均衡，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平等作为优先的价值理念，挑战了固有的劳动价值伦理，将全民基本收入制度下的“不劳而获”视为实现机会平等的必要保障和手段。第二，修正了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的观念。传统经济学理论往往认为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公平多一点效率会损失，效率多一点会牺牲公平。而全民基本收入的理念则强调更加公平的社会才能让经济增长更加可持续。第三，将社会团结置于公共政策的重心，全民基本收入的重要目标在于避免社会凝聚力因不平等导致的阶层分化和固化而受到侵蚀。近年来全民基本收入从理念到实践的发展历程，为深入观察西方国家在后危机时代的政策应对，提供了一个视角。
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始终在劳动与资本、市场与民主以及自由与平等之间寻求平衡。西方政治领导人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吸取的教训是，社会发展可持续的平衡会被过度的市场行为所打破，因为民众不愿意接受一种把所有好处都交给精英、而把成本强加给穷人的市场模式。在美国，时任总统罗斯福作出的回应是推出“新政”，试图用政府的力量驯服市场，不再把贫困仅仅视为是个人失败的结果，承认这也是社会经济制度失败的产物。观念的变化，使得罗斯福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与企业主谈判争取劳工权益。欧洲则是在1945年后在战争的废墟上开始建立“福利国家”和“社会市场经济”，这些推动“再平衡”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战后西方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到了1980年代，以“里根革命”“撒切尔革命”为标志，当时西方国家进行了第二次“再平衡”，方向是倾向于市场和效率，这开启了世界经济近30年的繁荣周期，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全民基本收入之所以在今天的西方国家引发广泛争议和关注，其背后所体现地恰恰就是在西方遭遇经济社会危机和新技术引发生产关系变革的形势下，围绕新一轮“再平衡”问题所进行的利益调整和观念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