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峥嵘：中美关系会在冲突与合作间来回钟摆，但这一次或有所不同，坏的可能更坏，好却再也好不过从前。
中美贸易摩擦是两国关系大调整的一部分，也是中美建交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场全面较量。历次中美冲突，均以妥协收场。中国形成一种看法，即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中美关系会在遏制与接触、冲突与合作的两个端点间来回钟摆，在曲折中向前。这一次或有所不同，中美关系很可能无法在走向某个极点后再往回调，坏的可能更坏，好却再也好不过从前。中美关系将迎来艰难调整，冲突面将显著压倒合作面，不排除发生最坏情况。双边既有关系已然破局，再回首将是百年身。
在这一大背景下审视中美经贸关系，不难看出，既有关系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商品出口、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引进技术所面向的主要外部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有可能要加上欧日市场)，很可能大幅收缩。中国面临的国际市场和国际经贸秩序也将发生巨变。
贸易增势难续
中美建交后，双边贸易额持续快速增长，从1980年的4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6360亿美元。随之而来，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已经从2008年占GDP的10%下降到2016年的不足2%。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也从占GDP的6%下降到2.4%。两组数字对比，意味着两国对外部的失衡显著改善，但是双边失衡却在迅速加大。据美方统计，2016年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同比下降5.5%，但2017年，即特朗普上台后的第一年，又逆势增长8.1%，达到创记录的3752亿美元，成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摩擦的重要导火线。
严峻的是，中美贸易逆差缘自结构性因素，改善起来挑战很大。美国处在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占比在13%左右，不得不大量进口，而中国现阶段还需要大量出口，尤其是中国整合了亚洲生产链，90%的亚洲对美出口集中到了中国。根据美日贸易摩擦经验，关税会在短期内抑制逆差增长，但中长期对逆差没有影响。此外，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消费上升，进口需求旺盛。中国虽努力扩大自美进口，但短期内效果有限。摩根士丹利估计，中国对美国商品的进口可能需要三年时间才会增加600～900亿美元，短期内农产品进口将增加，随后是能源。以均价计算，美国2017年对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总价值为43亿美元，与2,000亿美元的逆差削减目标相比是杯水车薪。另外，基础设施瓶颈也限制了短期内美国对华油气出口大幅提升。
如果双边贸易逆差难以有效削减，美国的关税措施就难以停止，摩擦也将持续，整体贸易关系将受到不断的重击，发展势头可能逆转。中国可籍此加快推进以供给侧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改善国内供给质量，扩大内需，减轻对美欧等外部市场依赖。
以资金、市场换技术前景暗淡
美国对外投资的金额一直位于世界前列，然而约80%的资金流向北美、欧洲和拉美，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占比在1.5%左右。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近年来增长较快。中国吸引美资、对美投资，主要目的是引进或者获得技术和管理决窍。美国对此一直是警惕的。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2017年发布的2015年度报告显示，虽然中企在美投资没有进入前十名，但中企在2015年连续第四年继续成为CFIUS审查最多的国家。特朗普上台后，支持国会通过法案扩大CFIUS权限，新的限制措施对中国影响很大。根据荣鼎集团数据，2016年中企在美投资猛增3倍，达到460亿美元。但是特朗普上台后势头逆转。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2018年1月5日报道，美国监管部门从严审查以美国技术企业为收购对象的交易，导致2017年中国相关收购的规模总量大跌87%。根据美国迪罗基公司统计，已宣布的并购交易额从2016年的627亿美元下降到2017年的136亿美元。需要指出， 2016年直投爆增3倍是一种非正常增长，源于国内出现资本外逃。中国政府出台措施限制对外投资投向房地产、娱乐等项目。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断崖式下降是双方政策收紧的结果。
美国监管机构正在收紧对美国技术企业的收购，以吸收先进技术为目的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将面临严格审查。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主要针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对美出口，特别是针对未来将出现的有竞争力的产品。中国难以通过收购并购买获得先进技术，中国的高技术出口产品也难以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除美国外，德国等国也在制定类似限制措施，防止中国通过海外收购获得先进技术。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将面临严峻阻碍。这是坏事也是好事，技术封锁会给中国制造麻烦，但也会倒逼中国走自主创新之路。
货币“脱钩”势在必行
中国的外汇储备一度高达4万亿美元，现在仍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规模。如此规模的外汇储备要想实现保值增值，需要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外部金融市场。全世界只有美国证券市场符合这一条件。因此，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最大比例投向美国国债。有观点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成为美国的大债主，对美国形成了某种威慑力。美国有关方面在2012年做过一个深度调查，结论是中国抛售美国国债对市场的影响可以消化，在抛售过程中，中国本身会蒙受巨大经济损失。克鲁格曼也曾经指出，中国外汇储备不得不大量投资美国债市，其实是掉入了“美元陷阱”。
中国在1994年对货币制度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确定了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形成机制。挂靠美元等于提供了一套透明、可靠的货币制度，稳定了外贸预期，刺激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它还帮助中国制定并完善了人民币发行机制、货币政策调控机制，稳定通胀水平。经过两轮改革，人民币汇率已不再单纯挂靠美元，而是参考一篮子货币，但美元在其中仍然占有最大权重。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逐步扩大，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在收窄，外汇储备规模从被动增长变为被动收缩。外汇占款不再是人民币发行的主渠道。问题随之产生，目前货币发行主渠道是央行新创造的工具，包括常备借贷便利(SLF，创设于2013年初)、抵押补充贷款(PSL，创设于2014年4月)和中期借贷便利(MLF，创设于2014年9月)三大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这些短期工具成本较高，未来还是需要开发国债这类成熟工具。人民币发行与美元脱钩，也使得人民币发行规则发生变化，新规则需要试错、纠偏，才能赢得市场信任，这需要时间。期间资本外逃的压力将始终存在。
人民币国际化正稳步推进，中国与多国签订了货币互换协议，贸易支付和结算中使用人民币的比例也在提升，但背后离不开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提供的隐性担保。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仍然有美元在背后支撑。中国与俄等国的能源交易中，仍然需要美元支付。这恐怕也是俄在美国西方制裁下力主“去美元化”追捧人民币的原因之一，实质是绕道中国获得美元外汇。当然，如果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逐步实现去美元化，成为真正的关键国际货币，俄也可以乐享其成。
从根本上讲，人民币对美元的依赖不符合中国货币政策自主的需要，大国间的货币关系应当保持适当距离。有没有贸易摩擦，中美货币脱钩也是势在必行。中美经贸关系生变，美元陷阱对人民币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双方在这一领域实现“脱钩”，为双方提供更多政策调整空间。对中国而言，困难在于长期依赖美元、跌入美元陷阱形成了“路径依赖”，摆脱这种依赖将是一个痛苦过程，将伴随金融风险上升。如果宏观经济处于相对稳定周期，则承受风险顺利转型的可能较高。当前中国恰恰处于宏观经济稳定受到外部和内部严峻挑战，金融风险显著上升时期。人民币制度调整有可能加剧金融风险，但是，坐以待毙风险可能更大。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资本项目的有序可控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可以摆脱美元陷阱，有可能成为化解风险的途径。为此，应当加快培育国内资本市场。
经贸秩序经历重塑
17年前，中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WTO。今天中国的经济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认为，中国不应当再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美欧日一直拒绝取消反倾销调查中“替代国”做法，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正推动重塑WTO规则体系，中国经济“走出去”的国际制度环境将发生重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美国正致力与欧盟和日本就“零关税、零关税、零壁垒”的新贸易标准达成一致。中国成为主要防范和打击对象。中国要么边缘化，要么争取再度“入世”。中国也在发展自由贸易协议圈。中国已经与24个国家或地位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发达国家。各自为战的“自贸圈”正在改写以WTO为主干的世界贸易格局。中国再向美国西方争取“市场经济地位”，意义已经不大。中国面对的挑战格局要大得多。中国需要在多重博弈中，积极、全面参与全球经贸秩序重构的各类磋商、谈判，尽最大努力争取话语权。
能源博弈复杂化
中国原油进口依赖度由2000年的25%上升到2017年底69%，据预测中国2040年原油进口依赖度将达到80%。中国进口原油近50%来自中东，需要海运。这条航线的安全保障主要由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提供。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能够影响原油价格。美国已经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原油生产国，也有条件成为最大出口国，这将加强美国在原油市场上的议价能力。
能源和金融是美国打击对手经常运用的工具。美国对伊朗和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限制伊朗原油出口，将其排除在重要的国际金融支付系统SWFIT之外，加大其交易成本。制裁对俄、伊经济造成重创，严重阻碍两国发展。美新一轮对伊制裁从8月6日起生效，并要求各国在11月4日前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目前，伊朗是中国第五大原油进口来源国，占中国进口原油总量的7%左右。全面停止从伊朗进口原油，仅从经济上看，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在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暂时避开了原油问题(中方一度将原油列入关税报复清单，后又撤下)。如果中国不服从美国禁止从伊朗进口原油的要求，美国会不会对中国实施制裁，实施什么样的制裁，中美贸易摩擦会否蔓延到金融、能源领域，未来美国会不会启动金融和石油工具对付中国，将是衡量中美冲突性质的关键门槛。
中美正开展大规模能源合作，中国从美国进口原油目前占比仅2%，但未来中国将大幅增加美国油气进口。但这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对美依赖增长。目前世界能源是买方市场，中国正尝试推动亚洲能源市场建设，希望联合消费方的力量，提高议价能力。中国的能源自给率仍在80%以上(主要是靠煤制品)，整体能源安全水平可控。中国也在积极增加原油储备量，提高应急保障能力。中国还积极寻求能源供应多样化，并在发展新能源方面加大投入，努力减轻对外依赖。
中美建交四十年来，虽然风雨不断，但总体关系持续深化。中国在增长动力、外部市场、技术、标准、规则、货币本位、制度环境甚至能源供应安全等各方面形成对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依赖”。中美经济关系长期具有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附性特征，是典型的“中心与外围”关系。随着中国日益走向世界经济舞台中心，这种格局早晚破局，特朗普只是最后的推手。美国政策调整形成现实压力，但有助于结束这种经济上的“依附”关系，促使中美经贸关系寻找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