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来,欧美各国制定了促进实体经济、扶植新兴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作为国家战略层面的复苏手段。它们认为,投资方向事关社会的未来,所以不能仅仅听从于市场力量,而必须由社会有意识地控制;要以长远规划的形式,由国家指导投资,在国家、区域和全球范围内驯服市场力量,但不是对市场进行彻底抑制。
一、美国的产业规划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旨在以孕育第四次工业革命支撑美国未来增长的实体经济。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包括以下方面:
1.政府在对未来技术创新与先进制造业等有外部效应的基础性产业进行投资。
2008年美国公布的“综合性能源计划”提出,未来10年要投入1500亿美元支持清洁汽车技术研发推广;《2009年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规定,要投入约500亿美元提高能效和扩大对可再生能源的生产,24亿美元资助美国制造商生产下一代插电式电动汽车和先进电池零部件。2009年,美国能源部推出总额32亿美元的“节能和环保专项拨款计划”,由联邦政府资助各州、市、县、托管地和原住民区等实施节能和环保计划。其中27亿美元通过“固定拨款”直接拨付给有关单位,其余部分则通过竞标方式授予中标单位。资金使用范围包括“节能改造”经费,如交通运输节能和建筑节能、可再生能源技术推广经费等。政府计划在未来10年,投入1500亿美元用于新能源开发,创造500万个新工作岗位;对电网改造投入110亿美元;先进电池技术投入20亿美元;住房的季节适应性改造投入50亿美元;到2015年新增100万辆油电混合动力车,3亿美元支持各州县采购混合动力车;保证美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到2012年占美国发电总量的10%,到2025年占25%。政府还启动一项每年针对100万个低收入家庭的能源增效计划,对居民住房增加绝缘材料,以增强这些住房越冬御寒的性能。对改造低效建筑、购买高效家电的家庭提供奖励,以刺激节能产业的发展。
2011年,美国国防部、国土安全部、能源部、农业部和商务部等先期投入3亿美元,与产业界合作,投资与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相关的创新技术,投资领域包括小型大功率电池、先进材料、金属加工、生物制造和替代能源等。设立200万美元的就业和创新促进基金支持先进制造业。投入1亿多美元启动“材料基因组”计划,以先进材料制造催生产值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产业群。
2.通过立法振兴制造业。
美国先后出台《2009年复兴与再投资法》、《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和《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形成振兴制造业的法律框架。《制造业促进法案》是美国政府重振“美国制造”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包括大规模投资清洁能源、道路交通,改善宽带服务等,总投资达 170 亿美元,在税收、贸易、能源和基础设施等各项政策方面均设置目标。
3.培育“再工业化”主体,引导海外美国制造业企业回归。
2009年,奥巴马宣布一项支持小企业发展的新计划,政府向小型银行和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的贷款提供支持,进而改善小企业获得信贷的状况。计划还将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的剩余资金用于扶持小企业,旨在遏制失业率高企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不良后果;还准备要求国会修正TARP,放宽小企业贷款机构的薪资限制及其他限制。美国政府取消跨国公司业务转移海外的税收优惠,加大对其将海外业务回归国内的优惠。
4.政府追加投资,广泛组织社会资本,鼓励产学研合作。
《2009年美国恢复和再投资法案》的草案包含增加133亿美元科技投入,其中研究和开发99亿美元,研究和开发设施设备34亿美元。在2010财年联邦部门研发拨款中,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能源部科学办公室和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为代表的基础研究主体的研发拨款朝着十年内翻番的目标稳步前进。
对具有国家战略价值的新兴产业,除政府投入巨资外,还借助税收补贴等手段,利用杠杆效应撬动社会资本。如设立民用空间项目计划,组建公私合营企业探索清洁煤技术的商业化模式,鼓励私人投资进入宽带服务领域等。
2011年,奥巴马推出“高端制造合作伙伴”计划。该计划由道氏化学公司和麻省理工学院共同领导实施,而非政府部门直接负责实施,主要致力于建设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能力,缩短先进材料从开发到推广应用的时间,投资新一代机器人,开发创新型的节能制造工艺。这是美国官产学研协同作战振兴制造业的一项重大举措。
奥巴马政府在俄亥俄州的洋斯顿市废弃仓库里,创建了美国第一座聚焦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的科研机构,专攻3D打印技术。2013年奥巴马国情咨文不仅宣布美国当年再建造3座同类型的研发基地,且要求国会和白宫一道,努力在全美建造拥有15座研发基地的研发网络,以“确保下一场制造业革命会在美国爆发”。
二、欧盟的产业规划
201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一个强大的欧盟工业有利于增长和经济复苏》的工业政策沟通版报告(简称“新工业政策”)。“新工业政策”规定,欧盟委员会大幅增加对新技术和创新的投入,进一步完善工业研发与创新体系,优先发展清洁生产的先进制造技术、关键使能技术、生物基础产品、可持续产业政策与建筑原材料、清洁车辆和智能电网等六大技术和产业。2012年底欧盟建立与上述六大优先发展技术和产业相关的专门工作组,以制定实施路线图。为了保证投入,颁发针对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简化的、可预测的和稳定的内部市场监管框架,在欧盟内部协调安排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和创新投资,确保新技术及时地向商业化推广应用;完善智能电网和能源存储投资等主要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及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的部署,等等。
1.为新型工业革命提供资金支持。
《2014—2020跨年度财务框架》简化财政手续并加强其有效性,以支持企业创新活动。“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和“企业与中小企业竞争力计划(COSME)”将联合促进新技术从研发阶段走向市场化和工业化,风险共担的融资机制将有助于降低高增长潜力企业的风险。欧盟凝聚政策(Cohesion Policy)提供了一个满足中小企业需求的综合办法,涵盖了企业的创立和发展的所有阶段,凝聚政策的资金将优先用于提高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欧洲投资银行将提供600亿欧元的中长期额外贷款,其中约有100—150亿欧元用于中小型企业的创新,约150—200亿欧元用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除财政支持外,还提供包括职业培训和创业咨询等网络支持服务,其目的是给中小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和理念,更快地适应本地和全球市场。2011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旨在改善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行动计划,措施之一是为欧洲的风险投资基金和一个新的欧洲社会企业基金建立单一市场。
2.为工业革命提供基础设施。
这些基础设施的建立将有可能创造数以千计的新企业和百万新的就业机会。智能电网将可再生能源融入电力系统,有助于提高能源效率,并满足电动汽车等新型电力用户的服务要求。“第三次能源自由化举措”要求到2020年至少80%的欧洲家庭安装智能计量系统,这是欧盟智能电网部署的第一步。欧盟预计到2020年,在智能电网建设上投入600亿欧元,到2035年投资额将上升到4800亿欧元。
3.欧盟实施“环保型经济”中期规划。
欧盟计划筹措130亿欧元用于“绿色能源”,280亿欧元用于改善水质和提高废弃物的处理和管理水平,另外640亿欧元用于帮助欧盟成员国推动其他环保产业发展、鼓励相关新产品开发、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并落实相关的环保法律和法规。总计1050亿欧元的这笔投资,要保证欧盟用5年的时间初步形成“绿色能源”、“绿色电器”、“绿色建筑”、“绿色交通”和“绿色城市”(包括废品回收和垃圾处理)等产业的系统化和集约化结构。欧盟发展环保经济的做法是,促进节能型产品的生产制造,以提高能效为目的的设备更新换代。欧盟计划到2012年12月31日淘汰所有白炽灯,用绿色环保的节能灯取而代之。再如,欧盟规定,必须将挽救汽车业的资金用于节能型汽车的研制和生产,或者用于小排量、洁净型或混合燃料汽车、电动汽车技术的研制和生产,政府辅以消费优惠或补贴政策。
在发展失衡的情况下,欧美国家保留干预的权力,一种重要的形式是制定长期计划草案。国家负责“对投资形式和投资程度进行计划”,运用包括税收、补贴、贷款保证、调整银行对不同工业部门的贷款利率,以及风险投资、公共和私人资金的联合投资计划等政策工具去鼓励或阻止某些投资。甚至依托公共事业财政体制、信托基金持有的公有股份和公共金融机构直接投资于特殊的部门。不是通过指令系统,而是国家选择投资方向和投资构成,利用经济杠杆引导计划实施。主要有两个投资方向:一是投资基础设施和科研、教育,其中特别提到能源基础设施和职业培训;二是投资支撑未来增长的实体经济,重振基础性产业领域制造业,包括信息、通信、材料、清洁能源、环境、气候、生物制造与医疗产业等基础性产业。就制造业投资而言,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支持中小企业。
欧美保障计划实施的经济杠杆手段非常多,主要包括:(1)将振兴制造业提高到国家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框架;(2)指定专业协会和委员会规划生产要素、技术和产业互联集成的技术标准和规格,设立专职推进工作组,制定技术和产业的实施路线图;(3)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均高度重视产业扶持;(4)直接的财政投资,拨款给制造商、地方政府和特定类型居民家庭;(5)设立公共投资基金;(6)运用利率杠杆。支持小型银行和社区发展金融机构贷款以支持小企业贷款;(7)运用税收杠杆。对扶持类型企业实施减税,对限制类型企业取消税收优惠;(8)利用公私合营混合所有制企业探索前沿科技的商业化模式;(9)根据政府部门授意,由行业寡头和高等院校共同领导实施,建设国家安全关键产业的国内制造能力;(10)政府建设聚焦制造业创新和研究的基地。
标榜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祭出经济计划手段,是生产社会化的内在要求:国家机器负有在全社会范围内指导经济资源配置,以实现有效生产的责任。生产的技术条件业已进化到在全球范围内组织、配置资源并根据全球需要生产,生产的社会组织条件却变本加厉地整合到更少数量的跨国垄断企业。生产端无限的地域扩展和财产占有端无限的规模集中,使得马克思在19世纪总结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盲目性的矛盾,21世纪愈加尖锐化。社会化生产的最高形式全球化生产,呼唤社会理性的最高形式经济计划的指导。以国家战略层面的中长期产业规划作为推动复苏的手段,即是美、德、欧盟听到产业心声以后的因应。经济计划,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造就苏联迅速由欧洲最落后的农业国一跃为欧洲工业产值规模最大的工业国。后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了,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但计划作为一种经济手段,其作用依然不能忽视。在依托全球调配资源、组织生产、实现消费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这项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只会更惊人。
当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经济计划很少再被人提及,似乎讲经济发展应当有计划就是反对改革。斯蒂格利茨曾撰文告诫发展中国家:“要按照我们(欧美国家)做的去做,而不是按照我们说的去做”。事实面前,那种把经济计划贴上社会主义落后意识形态标签的言论,究竟是科学理论,还是西方及其掮客确保中国兴起中断的意识形态武器呢?有着悠久的经济计划实践史的中国,恐怕更不能忽视经济计划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