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提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有时，他强调的是变局所可能带来的机遇，如在2017年底的外交工作会议上。有时，他强调的是风险，如在2018年和2019年的一些会议上。学术界和舆论界也对这一提法进行了呼应，并且已有一些较有深度的分析与思考。总体来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本质上并不是强调变局是百年一遇的，而应该是指经历了百年的发展与演变，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重大调整的可能。并且，这种变化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变化是在变与不变的相互比较中被识别出来的。因此，强调变化并非是什么都要变化、什么都会变化，变与不变并存，仍然是当今世界形势的主要形态。
国际政治理念并非全面动摇，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导性力量
国际政治理念发生了变化，但并非全面动摇。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等一度成为国际关系的流行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全球治理理念。在实践层面，欧盟等地区一体化机制被建立并得到巩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再提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等概念，在一些国家和领域甚至会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与世界潮流不一致。但是近几年来，随着英国脱欧、美国转型，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向传统的国家主义和民族国家方向发展的趋势。曾经被批判的一些概念，如民族国家和利益至上等，也再度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了生存土壤。但是，国际政治理念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国家为核心的主权平等观念仍然是主流意识，战争作为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仍然被批判，合作与发展仍然被大多数国家认为是值得追求的首要目标。
多极化进程有加速趋势，但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导性力量。1972年时，中国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50，可以说是微不足道。20世纪末时，中国的GDP总量还不如美国的一个加利福尼亚州。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中国GDP迅速超越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18年达到美国GDP的66%。印度经济也在快速增长，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在军事方面，也有类似的趋势。在19世纪中后期，世界前十大海军强国全部是美欧国家，日本是到19世纪末期才进入世界海军前十名的。在二战结束时，美国海军更是独步天下。现在，在世界前十大海军中，一半以上是亚洲国家和地区，传统欧洲强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海军，目前以总排水量计还排在印度的后面。但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是并将继续在很长时期内是世界第一海军强国。更重要的是，美国及其盟国，仍然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智力资源，拥有最多的高科技专利和技术标准，拥有难以动摇的金融霸权地位，还拥有世界上最优越的自然资源条件。这些都使得美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虽在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但仍然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
国际治理体系仍然有效，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基本有效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体系虽然受到冲击，但仍然有效，并未在根本上受到冲击。由于美国的政策变化，联合国体系的权威和行为能力确实受到质疑和动摇。但尽管如此，以安理会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仍然维持着普遍的世界和平，国家间、尤其是大国间不战仍然是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德国、日本、印度和巴西致力于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事国，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证明了联合国体系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虽然美国维护现有国际安全秩序的意愿下降，但是美国挑战这一秩序的能力也在下降。美国退出了一些联合国机构，但并没有在根本上动摇这些联合国机构的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体系有从一个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变成一个真正的联合国体系的可能。美国的政策转向，既是联合国体系的一次严峻挑战，也可能是其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机会。
以几大国际经济机构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虽然受到挑战，但仍然基本有效。特朗普总统上任以后，猛烈攻击一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尤其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世界贸易治理体系。在一定意义上，世界贸易组织等的权威性确实受到动摇。但是到目前为止，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仍然有效，仍然在为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运行提供着最基本的制度保障。美国虽然对其中一些规则表示不满，但仍然没有表达出全面推翻的意愿。并且在事实上，美国也未必具备这种颠覆性能力。美国虽然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但日本等国仍然建立了一个新版的“跨太平洋全面与进步关系协定”(CPTPP)。美国并不能垄断国际贸易规则的制订权。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表明了这一点。能打“贸易战”，表明中美之间有大规模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就是以当前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为基础的产物，仍然体现了中国与美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基本关系形态。
大国战略博弈形势重回热战的机会并不大，中美重回冷战的机会也不大
大国战略博弈形势有激化趋势，但重回热战的机会并不大。大国间发生热战即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并不大，冷战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核威慑时代，各大国都没有把握在击败对方的同时，自己又能全身而退。这一前景使得任何一个理性的决策者都会把避免大国间的全面战争作为基本决策目标，或干脆就是一个常识。在现实中，尽管各战略博弈主体都在不断更新、强化战争能力，但在政治和舆论上，也都没有进行煽动与动员。这与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各国内部广泛存在的战争狂热和民族主义情绪，有本质性差异。中美围绕着贸易和科技政策等问题摩擦了一年多时间，虽然双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口诛笔伐，但全面仇恨对方的舆论氛围并没有出现。
中美之间虽然有了相互防范的战略趋势，但重回冷战的机会也不会大。冷战的产生与出现，并非仅仅是因为乔治·凯南的一份8000字电报，而是由三个基本事实所导致的：一是，世界上存在着两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在二战的废墟上，多数列强都倒下了，只有美国和苏联硕果仅存。两国充分利用自己短暂的时间窗口，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力量体系，即北约和华约体系。二是，两大势力集团相互隔离。苏联集团与美国集团，在意识形态、贸易、科技、人文甚至是在体育等方面本来就是相互独立的。这使得对于双方来讲，投身于冷战其实就是延续这种相互隔离的状态，机会成本并不高。三是，美苏都可以利用信息隔离的机会来污化对方，从而通过煽动对对方的恐惧和仇恨，来实现内部政治动员。这三个方面，在当今世界都是很难实现的。一方面，这个世界虽然以美国和中国为最强大的两个行为体，但在中美以外，仍然有一些强大的国家，这些国家并不会自动认可冷战逻辑，也不会心甘情愿地加入两极对垒的体系之中。并且，如果中美之间真的发生“冷战”或“准冷战”，反而会加速美国霸权的衰落，增加中国崛起的困难。这会让世界政治权力加速向中美以外的国家转移，多极化进程会加快，更不会形成两大势力集团，冷战的基础反而可能会根本消失。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利益的相互融合使得相互切割如同战争一样，成为最后的选择，不再是可以被轻易使用的政策手段。两国间频繁的信息交流，也使得通过伪造与虚构来营造仇恨文化和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并不可行。少数所谓“精英”把中美关系拖回冷战状态的机会并不大。
(作者为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