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1日，“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编者注）警告将把印度评级进一步下调到垃圾级，使之沦为老金砖四国中第一个丧失投资级信用评级的国家。从《纽约时报》、德国《经济周刊》到加拿大《环球邮报》，西方主流媒体纷纷批评印度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连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发表了以《再见，不可思议的印度》为题的文章唱空印度。
199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舆论就开始炒热中印比较话题，声称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外需拉动，由于印度服务业比重较大的经济结构优于中国制造业比重大的经济结构，印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远超中国；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更将令印度如虎添翼，加快超越日益面临“人口红利”枯竭压力的中国；“印度龟终将超越中国兔”……前两年有的西方大国官方报告甚至已将印度列为世界第三超级大国。
而如今，唱空印度的直接原因是印度从2011年下半年起已陷入经济危机：经济增长率急转直下，卢比汇率连创新低，2012年6月25日盘中出现57.92卢比兑1美元的历史新低，过去12个月里对美元贬值近30%，仅从2012年3月末至5月末对美元就贬值10%以上，资本外逃大潮涌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此情此景让关于“印度是所有大国中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小的国家”的言论成了笑柄。当此之时，重新审视此前10余年流行的关于印度经济发展成就和增长潜力的神话，有助于更深地理解印度经济危机的根源，更准确地评估当下整个新兴市场经济的走势。
这个神话流传广泛，根深蒂固，以至于“标准普尔”向印度发出警告后，印度议员撒罗尔当天就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撰文，再度重申这个观点，并声称中国经济对外部冲击更为敏感。
其实，中国经济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么依赖出口拉动。2000~2011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年达到两位数，在2001、2009、2011年甚至是负数。（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12》）
同时，正是由于制造业和出口太弱，才使得印度不仅宏观经济稳定性较差，而且在面临危机冲击而意欲“保增长”时备受掣肘。自2011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明显降温，“保增长”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主题。印度、越南、中国等热门新兴市场相继降息，最突出的巴西自2011年罗塞夫政府就任以来，至今已经连续7次降低基准利率。然而，由于不同国家“保增长”和“抑通胀”等其他目标之间的矛盾冲突程度相差悬殊，在保增长时的政策选择空间相应差距甚大，进而将导致热门新兴市场之间经济发展形势分化，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异就是如此。
中国存在持续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收支顺差，资本流入也以波动性较低的实体经济部门直接投资为主。在这种情况下，当宏观经济急转直下时，如果国际市场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初级产品价格下跌，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些产品价格也相应趋向下跌，通货膨胀压力趋向减轻。此时央行若选择放松货币政策，无需过多担心输入型通胀压力大规模卷土重来。
印度则不然，该国央行不得不直面“保增长”与“抑通胀”之间的激烈冲突。独立以来印度贸易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赤字持续了数十年。更糟糕的是，为了避免陷入灾难深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进而引爆全面的货币金融危机，印度不得不选择维持高利率、高准备率，甚至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吸引组合投资流入，而顾不得此举将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何等惨重的杀伤力。反正国际收支危机迫在眉睫，实体经济部门危机则通常没那么火烧眉毛。近年来印度之所以经历了独立以来最长加息周期，仅2010~2011财年就加息13次之多，原因就在于此。而超级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必然导致实体经济部门进一步减速，卢比汇率更加疲软，由此导致的资本外逃又给这一切火上浇油。正是基于上述机制，卢比汇率在大量资本流入支撑下走强数年，2011年急转直下，兑美元汇率经历了大幅贬值。
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均进一步损害了印度所谓“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成色和后劲。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连续多年是印度的三倍左右，但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亿万富豪人数直到2009年才超过印度，2009年亿万富豪群体资产总值仍少于印度，中国首富资产更只有印度首富的1/5。仅此一点，足见印度收入分配失衡何其严重。
正因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在号称“印度大放光芒”的21世纪初，印度人均粮食消费量不增反减，由1997~1998年度的174公斤减少到2003~2004年度的151公斤，为二战以来最低水平。2006年，印度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为20%，比世界平均水平（14%）高近一半；婴儿死亡率57.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9.5‰。越南、尼日利亚等国虽然贫困人口比重高于印度，但人口营养不良发生率低于印度，婴儿死亡率、出生时预期寿命等指标也往往好于印度，这充分暴露了印度在收入分配、社会公正和维护国民基本生活方面的严重缺陷。而且，从1990~1992年间到2004~2006年间两个时间段，中国、越南、老挝三国营养不良发生率均大幅下降，中国从15%降到10%，越南从28%降到13%，老挝从27%降到19%，印度则仅仅从24%降到22%。（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0人类发展报告》）
即使在印度大资产阶级内部，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程度及其潜藏危机也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深重忧虑。印度首富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斥资10亿美元在孟买地价昂贵的阿尔塔芒特路为自己建造173米高、27层的私宅“安蒂拉”大厦，成为全球最昂贵私宅。对如此奢靡炫富作风，连另外一些印度富豪也颇有非议。2011年5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刊登印度老牌民族资本龙头企业塔塔集团董事长、同样居住孟买的拉坦？塔塔（RatanTata）专访，塔塔批评穆克什？安巴尼此举：“我不懂为何有人这么做，革命就是这样造成的”；“能住在豪宅的人，应关心身旁的人，反问自己，是否能做点不一样的事来帮助他人，假如他做不到，那真的很悲哀”；并针对印度贫富差距表示：“印度现在需要有人来分配部分财富，并寻找方法来减轻他人困境。”
印度“人口红利”的真相
其实，在主要人口和经济大国、主要新兴市场中，印度之所以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最低，这很大程度上并非印度人口结构优化的表现，而是印度社会医疗保健水平较低、人民健康程度较差的结果。2006年，论出生时预期寿命，世界平均水平为68.2岁，中国为72岁，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分别为70.8岁、70.2岁、71.4岁、68.2岁、75岁，而印度只有64.5岁。（世界银行数据库，转引自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09》）许多人把这么个结果称为“印度人口红利”，是十足的误读。
基础教育极端落后的缺陷更令印度所谓“人口红利”只能是镜花水月。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7/2008年度《人文发展报告》，1995~2005年间印度成人识字率仅61%，刚刚达到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尚未达到中国1964年的水平，在“金砖四国”中比另外三国都低20个百分点以上，比中国低近30个百分点。同时，印度基础教育质量低下，入学率账面数据提高与实际教育成果完全是两码事。印度2012年度《基础教育公开报告》（Public Reporton Basic Education Revisited）显示，在印度北部说印地语的地区，一些儿童在接受3年学校教育后仍不具备阅读能力，在报名入学的小学生中，只有66%上课，教学水平“低得可怕”，基本上就是不动大脑的死记硬背。
有鉴于此，我们更不能对印度基础教育成果改善给予过高期望。2011年中国财政教育支出16116.1亿元，占GDP的3.4%；这篇文章声称印度政府教育支出已占GDP的6%以上，但基础教育极端落后而少数精英高等教育发达，只能进一步固化这个社会的两极分化和阶层鸿沟。而且，印度政府的教育支出中浪费极端严重，表现之一就是该国教师的普遍旷工之风。1990年代，印度教师缺勤率高达48%；10年过去了，印度该项比例依旧居高不下，各地公立小学平均每天有24.5%的教师旷工。
知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怡安翰威特（Aon Hewitt）2012年2月21日公布的调查显示，印度本年度工资预计将上涨12%，连续10年位居亚洲国家之首。怡安翰威特认为，这说明印度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有能力抵挡世界经济下行的逆风；有些人更声称这表明印度个人收入增长强劲，有助于巩固印度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根基。其实，这恰恰暴露了印度的缺陷而并非优点。因为那些国际调查机构调查的工资增长情况仅限于现代产业部门就业者，甚至仅限于西方化跨国公司就业者，而无论前者还是后者，在印度劳动者中都只占很小一部分，与中国这个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不可同日而语。在整个教育情况糟糕的情况下，一个小小现代产业部门从业者工资高增长，并不表明印度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而是表明印度适合现代产业部门需求的合格劳动力太少，以至于其薪酬增长大大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既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收入分配格局改善。
印度是中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也是中国许多投资者跃跃欲试的地方。笔者主张维护中印关系稳定，积极推进中印经贸发展，但正当国际经济形势阴晴不定之际，国内外投资者和外经贸企业，你们认清了这个市场的真实稳定性和潜力了吗？致力于探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而推崇印度者，你们看全了这个国家经济模式的真实业绩和前景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