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英国经济是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留下的遗产。在她之后的英国政府没有改变她大致的政策路线。约翰？梅杰(John Major)实行了铁路私有化。工党(Labour)对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施行了轻度监管，并让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实现了独立。当英国政府逆转路线时——例如提出最低工资标准，这些措施经过了仔细斟酌。那么，我们应如何评判撒切尔夫人的遗产？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教授约翰？范雷南(John Van Reenen)指出，自1979年以来，英国经济至少取得了4项显著成功。
首先，结束了长达约一个世纪的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弱势。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数据，1979年，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美国的76%，而法国的人均GDP为美国的82%。到2007年，英国人均GDP升至了美国的83%，法国则降至73%。到2007年，英国人均GDP在七国集团(G7)中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
其次，这一明显好转源自于就业和生产率的相对改善。1979年，英国人均产出为美国的75%，远远落后于法国（88%）。到2007年，英国人均产出为美国的85%，与法国持平。
第三，生产率的改善不仅仅是一场金融泡沫的结果：1979年至2007年，只有10%的生产率增长来自金融业内部。
最后，自2007年以来整个经济生产率下滑，只是反映出实际工资灵活性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就业的强韧性。另外，自2007年以来的疲弱生产率表现没有侵蚀之前所有的增长。
因此这证明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监管改革——放开劳动力市场、取消补贴、推行私有化——确实改善了英国经济的表现。但范雷南教授还指出了重要的不足：不平等程度上升、金融监管过于放松以及人力和实物资本投资不足。
我同意这些观点。但我会在更大背景下考虑这些批评，这一背景与危机之后的英国现在可能会走向何方有关。撒切尔夫人——与很多支持她的人一样——对英国经济有着19世纪的观点，对20世纪的多数观点持否定态度。她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她没有寻求取消福利制度。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是如此。但她的核心理念是，所有美好的事情将在让政府变小后出现。
英国的经济史表明，这种观点至少是不完全的。英国在19世纪末落后于美国或德国的原因不是政府做得太多。更多是因为从文化上和体制上来讲，英国无法在快速创新与大企业并存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保持中心地位。英国越来越变成了一个食利者。这是伦敦金融城之所以成为全球领先金融中心的一个原因。
一位意在逆转20世纪干预主义的强势政治家的努力，到现在把英国带回了这样的未来，并非偶然。结果，英国现在拥有一个巨大的金融中心、疲弱的国内制造业、放松监管的劳动力市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低水平的私人和公共投资。这些都像极了19世纪末的情况。
正如企业组织英国工商业联合会(CBI)前总干事、英国《金融时报》前任总编辑理查德？兰伯特(Richard Lambert)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那样，英国企业界“对长期投资以及研究和创新的承诺仍相对较低”。当由伦敦金融城来决定企业如何运营时，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像劳斯莱斯(Rolls-Royce)这样的公司今天几乎不可能再出现。这不是伦敦金融城敢于支持的事情。
因此，英国应如何对待撒切尔夫人的遗产？正如英国央行高官安德鲁？霍尔丹(Andy Haldane)所指出的那样，政府在某些领域推行彻底的简单化（例如税收和金融监管改革）可能会让经济运转得更好。然而，在其他方面，英国政府必须更为积极地采取行动。例如，它需要考虑其资产负债表，而不仅仅是债务。它必须在利率如此低的情况下，认识到为什么应大幅提高投资。它必须更了解其在推动以科学为主导的创新方面所应发挥的作用。
这场危机表明，撒切尔夫人之后的英国经济比很多人想象的要脆弱。把目光回溯到19世纪也是不够的。英国需要公共和私营机构更有能力带来让人们普遍分享的增长。这一任务有可能实现吗？或许不。但这是目前的挑战。
译者/梁艳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