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和中国经济运行环境的新特点，党中央及时作出经济新常态的判断，要求在深化改革的基础上稳增长、调结构。但有些人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解读新常态和经济下行趋势，并得出一些错误论调。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贬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形成的制度和体制特色，宣称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都是利用市场机制和推行私有化的结果，而出现的问题都是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比重过大、金融控制过严所致;二是认为要素配置机制扭曲、企业活力不足、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未能建立等，是造成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三是认为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度是靠扭曲的机制和发展方式获得的，现在经济增速下降是回归自然状态，因此对政府主动出击制止经济下行的努力指手画脚;四是鼓吹只有实行全盘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在体制方面完全与西方接轨，才能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
这些观点误导了人们对经济新常态和经济下行真实原因的认识。正确理解新常态，不能简单把它与经济下行或低速运行联系在一起，更不能把深化改革与保持较高经济增速对立起来。持续经济下行会使供求失衡加剧，催生一系列新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因此必须对其予以积极应对：
首先，无需规避刺激。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施经济刺激政策，不但稳住中国经济，也为世界经济摆脱危机做出贡献。目前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新兴经济体在调整和改革中前行。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坚定不移走扩大内需的道路，继续采取必要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稳定增速。
其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具有短期性、盲目性和时滞性特点，面对经济下行态势，政府需要综合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等手段进行调控。同其他许多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的债务规模较小，还有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空间。我国货币政策总体偏紧，这固然有助于防止通货膨胀，但不利于制止经济下行，因此适当放宽很有必要。
第三，继续适度发挥投资的抓手作用。虽然调结构要求逐步转向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但并不是说抛弃投资这驾“马车”。中国正处在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制造业是产业结构的主体和核心，它构成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物质技术基础。当然，继续发挥投资作用要求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同时要求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确保金融体系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们还需着力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因其对扩大就业、增加税收、提升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另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不能总是被动适应外部经济环境，还应积极参与并引领经济全球化进程，“一带一路”和亚投行就是很好的例子。
(作者是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