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刊《每月评论》2009年12月号刊登了萨米尔•阿明题为《抓住危机》的文章，认为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的危机。作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经从局部的寡头统治走向全面的寡头统治:在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金融市场已经具备支配性地位，它建构并控制劳动和商品市场，而垄断寡头通过控制金融市场，就比以前更全面地垄断了整个经济体系。由于这些寡头一心只想把当前经济恢复到金融崩溃前的状态，而不是做根本性变革，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可能面临长期的危机和战争、革命等浪潮。文章内容如下。
定义资本主义特征的无限积累定律是指数式增长的同义词，而指数式增长像癌症一样导致死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幻想一种“稳定状态”能够终结这种不理性进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有同样的理性乐观主义思想。但两人都不能指出如何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克服。相比之下，马克思由于看到了正在产生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就能够想像资产阶级权力的颠覆，今天，资产阶级权力集中在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集团手中。
积累是贫穷的同义词，积累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提供了客观机制。但是，积累在全球的主要表现是，那些从帝国主义的“租金”中获利的、处于世界体系核心的社会的富裕和处于被统治的边缘地区的社会的苦难之间的反差越来越大。因此，这种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冲突成为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选择野蛮主义的决定性因素。
历史上，不仅是在最初(原始积累)，而且在资本主义体系演变的每一个阶段，“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都是与前后相继的各种剥夺积累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大西洋沿岸的资本主义曾试图征服世界，通过对被征服地区的长期剥夺改造了世界，把被征服地区转变为世界体系的受统治的边缘地区。
但是这一胜利的全球化未能长期强加于人。这一全球化获胜的标志是1851年英国的万国工业博览会(这次博览会似乎已经要庆祝“历史的终结”了)，大约在其获胜半个世纪后，这种模式受到了半边缘地区俄国的革命和(胜利的)亚非解放斗争的挑战。这些事件构成了20世纪全球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促进了工人和民族解放的第一次斗争浪潮。
在最近的当代寡头垄断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我们仍在见证剥夺式积累。在核心地区，垄断租金——其受益者是寡头垄断的财阀集团——是剥夺全部社会生产基础的代名词。在边缘地区，这种造成贫困的剥夺的表现是剥夺农民和掠夺当地的自然资源。这些实践构成了最近的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扩张的必要基础。
本着这种精神，我把“新农民问题”置于21世纪挑战的核心。(在亚非拉)剥夺农民是与积累联系在一起的贫穷化趋势在当代的主要表现形式。剥夺农民与寡头实行的寻租和攫租的帝国主义策略是分不开的。我根据这一点推出，历史的主要结果将会是这些关于南方世界农民社会(几乎占人类的半数)未来的斗争的产物。它们将基本决定工人和民族在真正文明的建设之路上能走多远，这种真正文明摆脱了资本的统治，我认为，这种真正文明的名字只能是社会主义。
挥霍的消费模式是完全有利于北方世界富裕社会的，这种消费模式的实现要求掠夺南方世界的自然资源，这种掠夺摧毁了当地民族的发展的希望，因而构成了全球范围的贫困化的另一方面。在这种意义上，“能源危机”既不是生产所必需的某种资源(显然是石油)的绝对短缺的产物，也不是生产和当前适度的消费的破坏性影响的结果。真正的“能源危机”是寡头们和帝国主义群体的意志的产物，是为了以这种方式保障它们对地球自然资源的攫取的垄断——无论这些资源是不是稀缺的，以便攫取帝国主义的租金。我从这一点推断，近期寡头资本主义扩张策略的目标必然与南方国家日益增长的抵制发生冲突。
因此，当前的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危机，也不只是多重体系危机的综合，而是帝国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的危机，它们独占的至上权力面临再一次受到全体大众阶级和被统治的边缘地区国家挑战的危险。这一危机同时也是美国霸权的危机。总之，下面这些现象不可避免地互相联系:寡头资本主义、寡头的政治权力、野蛮的全球化、金融化、美国霸权、服务于寡头的全球化运作方式的军事化、民主的减少、对地球资源的掠夺，以及放弃服务于南方世界的发展内容。
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斗争是否能汇聚起来，以便为向世界社会主义转型的漫长旅程铺设一条或者几条道路?还是这些斗争保持互相隔绝，或许甚至互相冲突，而把主动权留给寡头资本?
从一个长期危机到另一个长期危机
2008年9月的金融崩溃彻底震惊了大多数传统经济学家和认为全球化“完美”的主张者，同时使得一些自“柏林墙倒塌”——他们习惯于这么说——以来一直成功的自由主义话语的制造者感到尴尬。然而，如果说这一事件没有让我吃惊的话——我预见到了这一事件(当然，没有像苏蕾夫人[Mrs•Soleil]那样预测到其日期)——这只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一事件要被理解为老化的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长期危机演进的一部分。
我们回头看一下决定了20世纪历史的资本主义第一次长期危机是有好处的，因为危机演变阶段之间的类似性非常显著。
在19世纪取得胜利的工业资本主义从1873年以来进入了危机之中。由于马克思所强调的原因，利润率下降了。资本的应对之策是集中和全球化扩张的双重运动。新的垄断在其利润之外，还对通过剥削劳动力而创造的大量增值征收租金。它们强化了全球的殖民主义征服。这些结构转变使得一次新的利润剧增成为可能，并导致了从1890年到1914年的“黄金时代”，这是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全球统治的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支配话语赞颂殖民化(“文明使命”)，把全球化描述为和平的同义词得到了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支持。
然而，被这一时期的理论家们宣称为“历史终结”的“黄金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结束了，只有列宁预料到了这一点。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时期，是战争和革命的时期。随着中欧革命希望的落空，俄国革命也被孤立起来，此后在1920年，金融化的垄断资本克服一切困难，勉强恢复了黄金时代的体系。这种恢复在当时受到了凯恩斯的谴责，这种恢复是1929年的金融崩溃和随后的大萧条的根源，大萧条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
因此，“大20世纪”，即1873—1990年既是老化的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系统性深刻危机获得展开的世纪(以至于列宁认为这种垄断资本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是反资本主义革命(俄国、中国)和亚非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第一次胜利浪潮的世纪。
资本主义的第二次系统性危机开始于1971年，几乎刚好比第一次危机的开始晚了一个世纪，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被终止。利润率、投资水平和增长率全部暴跌(而且再没有恢复到1945—1970年时期的水平)。资本对挑战的应对之策是集中和全球化的双重运动，与其对此前危机的应对之策并无不同。因此，资本建立了使得第二次金融化的全球化“黄金时代”得以确立的结构，使得寡头集团能够征收垄断租金。伴随这一过程的是相同的话语:“市场”保障繁荣、民主以及和平;这是“历史的终结”。出现了对新自由主义同样热烈的支持，这一次是欧洲社会主义者们的支持。然而，这一新“黄金时代”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战争: 1990年开始的北方和南方之间的战争。正如第一次金融化的全球化导致了1929年的危机，第二次也导致了2008年的危机。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这一时刻意味着可能出现新的战争和革命的浪潮。这种可能性很大，因为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家除了想把体系恢复到金融崩溃之前的状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想法。
老化的资本主义的这两次长期系统性危机之间的类似性是惊人的。然而，也存在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差别。
当代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寡头资本主义(在从前的资本主义中，寡头统治只是局部的)。我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唯有寡头控制着整个经济体系的生产。只有他们能进入资本市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金融化的”。这种金融化赋予货币和金融市场——这是他们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他们只是在互相竞争——以支配性市场的地位，这一市场反过来建构并控制劳动和商品交易市场。
全球化的金融化的表现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转化为攫取租金的财阀集团。寡头并不像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想像的那样仅仅是俄罗斯的，而且更是美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民主的减少——这是完全有利于寡头的——是这种权力集中的必然产物。
把与这种转化相对应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形式——与作为第一次“黄金时代”的特征的那种形式比较——论述明白也很重要。我曾把它表述为一句话:从(不断互相冲突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过渡到(美国、欧洲和日本)三元组合的集体帝国主义。
垄断组织是为应对第一次利润率危机而产生的，使得垄断组织得以形成的基础强化了当时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强度，导致了1914年开始的武装冲突，垄断组织的存在经过了凡尔赛“和平”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45年。乔万尼•阿瑞吉、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我在20世纪7年代把这一时期描述为“三十年战争”，这一概念自那时起为其他人所接受。
相比之下， 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寡头集中的第二次浪潮是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处于受三元组合的“集体帝国主义”统治的体系之内。在这次新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中，核心地区的统治不再(如此前那样通过工业生产的垄断实行，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控制技术、金融市场、获得地球的自然资源、信息和通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曾把这种体系描述为“全球规模的种族隔离”，这种体系意味着对那些顽抗的边缘国家和民族的长期战争，通过美国以及附属于它的北约盟国对全世界展开军事控制，战争已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根据我的分析，这一体系的金融化不可避免地与其显然是寡头统治的状况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组织上的联系。无论是在传统经济学的大量文献中，还是在对当前危机的批评性著述中，这种观点并不普遍。
整个体系从此之后将处于困境之中情况很显然:金融危机已经在制造一次严重的萧条，而非衰退。但除此之外，即使在金融崩溃之前，公众已经意识到了体系危机的其他方面。我们知道的主要几条是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环境危机、气候变化。每天都产生大量关于这些当代挑战的各方面分析，有些分析的水平非常之高。
然而，我仍然对这种处理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模式持批评态度，这种模式过度分割了挑战的不同维度。因此，我将把各种不同的“危机”重新定义为同一挑战——即对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无论是自由主义的还是别的)体系的挑战——的各个方面，我的理论根据是，现在帝国主义租金实行的场所是全球性的——受益者是帝国主义三元组合的寡头。
真正的战役是在寡头们和寡头们预谋的牺牲者之间进行的决战。寡头们寻求生产和再生产让他们具备能够征收帝国主义租金的条件，牺牲者则是被判定要抛弃任何名副其实的发展前景的所有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工人、被统治的边缘地区民族。
这一表述是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和我在1974年提出的。
当时我们认为一次新的大危机已经开始，我们作出的关于这一危机的分析使得我们得出这一重要结论，即资本将以新的集中浪潮来应对挑战，随后则是大规模的混乱。后来的发展基本证实了这一结论。1974年，我们介入了《第二人文主义宣言》《II Mani-festo》在罗马组织的一次讨论会，我们的标题(“我们不要坐等1984”，参见乔治•奥威尔的著作)恳请当时的激进左派拒绝通过寻求“摆脱危机”来帮助资本的任何策略，而是寻求目的在于“摆脱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策略。
我在进行这一分析时有些固执，我并不后悔这种固执。我主张对帝国主义核心地区的新统治形式概念化，这种新统治形式是以代替了旧的完全是垄断工业生产的新的控制模式为基础的。这已被“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所证实。我把现在正在形成的新全球化描述为一种“全球层面的种族隔离”，这种新的全球化要求对地球实行军事化控制，这样，它就使得总是伴随着“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的扩张的两极化在新的条件下永远继续下去。
除了社会主义别无选择
当代世界是寡头们控制的。美国、欧洲和日本的金融寡头不仅控制着经济生活，而且控制着政治和日常生活。俄罗斯政府试图控制的俄国寡头和这几个国家的寡头一模一样。边缘地区常见的独裁统治(有时是一种掩盖在选举民主的外衣之下的“低度”独裁统治)也被纳入了这种世界体系。
这些寡头统治/独裁统治对当代全球化的控制正处于危机之中。北方世界的寡头们试图在目前的危机结束之后继续掌权。他们感觉不到危险。相比之下，人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南方世界的独裁政府所掌控的政权的虚弱性。因此，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容易出现问题。它是否会像前一个世纪那样，受到南方世界反抗的挑战呢?一旦寡头们、寡头们的盟友们以及他们的奴仆们的权力被终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只能全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类避免混乱的唯一选择。面对寡头们的世界主义，人民的国际主义万岁!
全球的寡头——金融资本可能卷土重来吗?如果我们用“自由主义”一词不是指“自由”标签常常让人想起的仁慈形象，而是指十足的、完全的资本统治的实践，资本的统治不仅仅是对工作和经济，而且是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统治，那么资本主义就是“自由主义”的同义词。没有“市场社会”就没有“市场经济”(这是资本主义的庸俗表述)。资本固执地追求一个明确目标——金钱;为了积累而积累。马克思以及在他之后像凯恩斯这样的思想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但我们的传统经济学家，包括许多表面上站在左翼一边的传统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贯穿上一次长期危机并直到1945年，统治阶级残酷无情地强制实行这种完全和纯粹由资本统治的模式。只有民主、社会主义和人民民族解放在无数次的斗争中的胜利，才使得在一段短时间内取代这种资本主义的理想成为可能。从1945年到1980年，它被矛盾地共存的三种社会管理模式所取代: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东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以及南方的大众民族主义。这三种模式的失败和崩溃使得纯粹由资本统治的模式卷土重来成为可能，这一次被人们描述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阶段。
我把这种新自由主义和一系列的新情况联系起来，这些新情况在我看来可以算得上是“衰老的资本主义”的表现。我在2001年出版的以此为标题的专著(《论衰老的资本主义》[Au-delàdu capitalisme senile]，法国大学出版社)或许是那一时期的极少数有关著作中的一本，这本书不但不把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视为“历史的终结”，反而分析说，恰恰由于老化的资本主义金融化这一原因(我当时认为它是“致命的弱点”)，老化的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是最终注定要崩溃的。
传统经济学家一直保持着对任何针对他们自己理论的质疑充耳不闻——以至于他们不能预见2008年的金融崩溃。那些被媒体描述为“批评性”的人很难配得上这种描述。即使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仍然确信，按照体系当时的情况——全球化和金融化的自由主义，体系可以通过某些修正而得到修复。阿马蒂亚•森宣扬道德，却不敢正视“现实存在的”资本主义的现状。
自由主义的推行——我写的是“永远的资本乌托邦”——导致的社会灾难，刺激了相当一部分人对最近的过去或者遥远的过去的怀旧。但这样的怀旧不能应对当前的挑战。这样的怀旧是一种贫乏的理论批评的产物，这种理论批评逐渐妨碍了对后1945体系内在矛盾和局限性的理解;后1945体系的腐蚀、动摇和崩溃似乎是人们未曾预见到的灾变。
然而——面对由于这种批评性理论思考的退却所产生的真空状态——一种关于文明的系统性危机的新维度的认识成功地为自己开辟了道路。我在这里指的是生态运动。但是，绿党声称要让自己与蓝党(保守主义者)和红党(社会主义者)都彻底区别开来，他们陷入了困境，因为他们未能把生态维度和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的挑战联系起来。
因此，一切确保胜利地——实际上是暂时地，但在人们的体验中是最终地——以“自由民主制”替代社会主义的东西都已准备就绪。这反映了无视马克思的明确论断的思想贫乏——这是真正的不动脑子，马克思的论断是，资产阶级民主不承认做决定的人不是受到决定的负面影响的人。今天，那些决定控制财产以加强自由并因自由而受益的人，是资本主义寡头统治的富豪，而政府则是富豪的债务人。相关的工人和人民必然只能是他们的受害者。由于后1945体系的三个支柱——东方、西方和南方——的动摇，这种自由主义的胡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至少在一小段时间内是可信的。但那些流行的教条由于其理论的贫乏，不再能解释危机的根源。在这些条件下，自由民主制很可能看起来是“所有可能体制中最好的”。然而，它的霸权受到了它自己制造的危机深化的威胁。
今天，现存的势力——那些未能预见任何东西的势力——正忙于努力恢复同样的体系。它们也许会像20世纪20年代保守主义者们——凯恩斯谴责了那种做法，但没有几个人附和——那样获得成功，那将只会扩大那些作为2008年金融崩溃根本原因的矛盾的范围。
同样严重的事实是，“左翼”的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接受了庸俗经济学的基本信条，也接受了市场是理性的这一错误观念。马克思从工人和民族的观点——一种被视为“过时的”观点——出发，发现了市场的非理性，而这些经济学家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对这种市场理性所需条件的界定上，因而抛弃了马克思。根据这种“左翼”的观点，如果正确地加以限制，资本主义具有灵活性，会根据(技术的甚至是社会的)进步需要来调适自身。这些“左翼的”经济学家还不能认识到，已经爆发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他们甚至更无力应对民族面临的挑战。他们像其他庸俗经济学家一样，试图修补伤疤，而不懂得，如果我们要克服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必须寻找另一条道路，他们认为他们能够简单地摆脱危机，而不是寻求摆脱危机中的资本主义。
危机中的美国霸权
最近于2009年4月在伦敦举行的G20峰会决不是“世界重建”开始的标志。或许并非巧合，紧随这次峰会而来的是北约峰会———当代帝国主义的右手———和北约在阿富汗军事介入的强化。北方对南方的战争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已经知道，三强———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政府要达到一个奇特的目标，即把体系恢复到2008年9月之前的样子，而且，不要把以奥巴马总统和戈登•布朗为一边、以萨科齐和默克尔为另一边的对G20峰会的介入看得太严重。双方的目的都是为了娱乐观众。传说中的差别经媒体证实，但没有任何真正的实质内容，这些领导人的需要只是在轻信的公共舆论面前作秀。
“再造资本主义”、“对金融运作进行道德教化”:人们说出类似的大话只是为了回避真正的问题。恢复体系——这是不可能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实际上只能加重危机。美国召集的“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是这种愚弄公众策略的一部分。显然，人们不能指望从控制实际权力及其债务人的寡头们那里得到别的东西。我提出的观点强调，寡头统治和世界经济管理的不可避免的金融化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我的观点被G20的结果证实。
更为有趣的事实是，受到邀请的“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选择了保持沉默。在这整整一天的大规模表演中，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了一句很聪明的话，他不是坚决要求，而是带着微笑顺便评论说，有必要考虑建立一种不是以美元为基础的全球金融体系。有些评论家立即把这句话和凯恩斯在1945年的主张联系起来——他们是正确的。
这句话是对这样一种事实的模糊认识，这种事实就是，寡头资本主义体系的危机与美国霸权的危机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美国霸权正处于破产的边缘。但谁能代替美国呢?当然不是欧洲，北约峰会再次证明，欧洲不能脱离大西洋主义而存在，也不能在大西洋主义之外存在，并且没有独立的愿望。中国吗?为了证明大西洋联盟的合理性，媒体反复宣传这种“威胁”(一种新的“黄祸”?)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这种威胁不具备现实基础。中国领导人知道，这个国家既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意愿。中国的策略局限于推动一个没有霸权的全球化——这是美国和欧洲都认为不可接受的。
向这一可能方向演化的几率仍然取决于南方国家。并非巧合的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采取了根本不同于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行动，它是联合国旗下唯一这样做的机构。同样并非巧合的是，来自泰国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潘尼奇帕第(Supachai Panitchpakdi)——迄今为止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纯粹的自由主义者——竟敢在一份2009年3月的标题为“全球经济危机”的报告中，提出了作为南方觉醒第二次浪潮的一部分的现实主义思想。
就中国而言，它开始以一种渐进的和可控的方式建设一个摆脱美元的地区金融体系。上海合作组织是北约好战分子的主要障碍，类似的行动在经济层面上成为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推动政治联盟的补充。
同样于2009年4月举行的北约峰会同意华盛顿的决定，并没有开始逐渐脱离军事接触的行动，反而总是以指导思想错误的“反恐战争”为借口扩大军事干预的范围。奥巴马总统充分运用其才智来挽救克林顿和布什的全球军事强行控制计划，这一计划是延长现在处于危险之中的美国霸权的唯一方式。奥巴马得分了，在布什执政期间，华盛顿说话时缺乏智慧，但不缺乏傲慢，这使法国的投降难以实现，奥巴马得到了萨科奇法国的完全和无条件的投降，法国现在重新加入了北约的军事指挥部——这是戴高乐主义的终结。而且，在允许土耳其加入欧盟问题上，奥巴马基本不关心欧洲的独立性，他教训人的方式和布什一样!
民族解放斗争的新进展是否可能?
寡头资本对全世界范围统治的必然特征是极端的暴力。因为，帝国主义三元组合国家为了保持其富裕社会状态，今后将不得不为了它们的独家利益而限制对地球自然资源的利用。这种新需要是全球化军事化的根本原因，我在别处(《每月评论》， 1992)把这种全球化的军事化描述为“混乱的帝国”，这一表述从那时起被人们采用。
与华盛顿对地球进行军事控制的计划和以“反恐战争”为借口进行“先发制人的战争”相一致，北约把自己打扮成国际社会的代表，因而边缘化了联合国，而联合国是有权以这种名义说话的唯一机构。
当然，这些行为的真正目标是不能公开承认的。为了掩饰这些目标，有关势力决定把民主话语工具化，为自己盗取“干预的权利”，以便把“对人权的尊重”强加于人!
同时，新寡头富豪集团的绝对权力掏空了资产阶级民主实践的实质。在以前的时代，为了资本权力的再生产，霸权集团的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政治协商是必要的。相比之下，通过系统化的非政治化建立起来的寡头资本主义的新政治管理，产生了一种新的“共识”政治文化(以美国的例子为蓝本)，这种政治文化用消费者和政治观众取代了真正民主制所必需的积极公民。“自由主义的病毒”(我另一本书的标题，该书2004年由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消除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并代之以多数人的意见，这种多数人意见的核心是，只尊重程序的、选举的民主。
上文提到的三种社会模式(即东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西方社会福利国家主义以及南方的大众民族主义)的终结和崩溃是出现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现在，解放斗争浪潮的第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而第二次浪潮的页面尚未打开。葛兰西写道，在两次浪潮之间，人们会看到“妖怪”。
在北方，这种发展导致民主实践的真正意义的丧失。这种倒退被所谓“后现代”话语的矫饰所掩盖，根据后现代话语，国家和阶级已经离开舞台，把政治空间让给了“个人”，现在个人是社会转变的唯一积极主体。
在南方，统治政治领域的是别的错误观念。资本主义的、民族的和自主的发展等一部分全球化的错误观念在“新兴市场”的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中间非常有市场，这些人因最近几十年的迅速成功而强大起来。而在被排除于这一过程之外的国家中，有市场的则是对过去怀旧的(超级种族的或者超级宗教的)错误观念。
更糟糕的是，这些发展强化了人们对“消费意识形态”的普遍接受，也强化了以消费数量增长为进步尺度的观念。马克思已经指出，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方式，而不是庸俗经济学所宣称的相反情况。这一切之中被忽视的是人道主义的观点，而这是社会主义工程的基础。科学技术的应用给整个人类提供了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本应使北方和南方的个人和社会实现真正的发展，但这种力量却因要求科学技术从属于无止境追求资本积累的逻辑而被糟蹋掉了。更糟糕的是，正如马克思已经认识到的那样，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不断增长已和贫穷化机制的惊人应用(全球范围内可以看到对农民社会的大规模攻击)联系在一起。
对资本主义导致的异化意识形态的接受反过来不仅影响着帝国主义核心的富裕社会。边缘地区民族的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实现可以接受的消费水平的机会，像富裕的北方一样消费的愿望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意识不到这样的事实，即历史性的资本主义的逻辑使得这种模式不可能扩展到整个地球。
因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何2008年的金融崩溃是资本积累所特有的内在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只有一种积极替代物所表现出的有力的干预才能使人们想像到如何摆脱体系内在矛盾尖锐化所导致的混乱。本着这种精神，我用“革命方式”比照通过“衰落”来克服一种从历史上看已经过时的体系的模式。在当前形势下，虽然人们能够看到社会抗议运动的发展，但从总体上说，在缺失一种连贯的、与挑战相匹配的政治计划的情况下，社会抗议运动无力挑战与寡头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秩序。
根据这种观点，当前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普遍存在的形势有着显著的不同，那时候，社会主义力量和法西斯政党发生碰撞，产生了纳粹主义、新政和人民阵线。
危机的深化是无法避免的。在当前形势下，恢复寡头资本统治体系是不可能的，即便可能，斗争激进化的可能性也并非一种不大可能的假设——即使障碍仍然难以克服。在帝国主义三元组合国家里，这样的激进化意味着对寡头的剥夺已经提上日程——这是一场似乎已经离开了谈判桌，为了可预见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结果是，尽管危机造成了混乱，我们也不能抛弃这样的前提，即帝国主义三元组合的社会稳定性是不会受到挑战的。正存在“重复”20世纪那样解放斗争浪潮的严重危险，这就是说，完全由一些体系边缘国家来挑战体系。
“南方觉醒”(这是我另一本书的书名，该书把万隆会议时期解读为觉醒的第一阶段[《南方觉醒》(巴黎:樱桃时节出版社，2007年)])的第二阶段现在已经进入日程。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状况造成的进步能够迫使帝国主义退却，迫使帝国主义放弃它们武力控制世界的疯狂而罪恶的计划。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处于体系核心的国家的民主运动能够为这种中立化策略做出积极贡献。而且，帝国主义租金的减少是有利于相关社会的，这种租金减少本身就是有利于南方(特别是中国)的国际生产平衡重组的结果，帝国主义租金的减少有助于社会主义意识的觉醒。然而，南方社会仍可能困扰于和过去一样的挑战，这种状况将对它们的进步造成一些相同的制约。
